中国青年网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开可 见习记者 岳巍)一把小小的紫陶壶为什么能名扬大江南北?一幅木版年画为什么能受人追捧?这些被称为古董的“老手艺”如今被一批青年“玩转”。作为传承人,他们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将传统老工艺带进了现代生活,在“让文物活起来”的道路上擎起青年的旗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有人。

“玩转”老手艺的新青年:非遗文化传承后继有人-青年力

  田静在制作建水紫陶。采访者供图

一把紫陶百年史 一片冰心在传承

“挑瓦货,走江外。”这句流传下来的老话在当今依然适用。在过去,陶器被称为瓦货。江外指云南红河州绿春县一带。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建水紫陶就是云南瓦货的代表。

建水紫陶能名扬大江南北和其制作、烧成技艺有关。在制作技艺上,建水陶保留了传统的手工制泥工艺。经过24道程序之后的泥才可以拿来制作陶器。

“烧陶的温度在制陶行业中是属于特别高的。烧成温度基本可以接近1200度(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陶器敲击起来,声音特别清脆。”云南建水紫陶烧制技艺传承人田静向记者介绍说。人如其名,从说话的语气中就可以感受到多年研制紫陶带给她的平静心态,语调柔婉,语速不急不缓。

经过高温烧制,建水陶比低温陶更容易以最初的形态流传下来,“低温陶使用一段时间可能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而热胀冷缩,自然就容易坏掉。高温陶和低温陶在本质上最大的区别是它能更长久、更安全地保留下来。”田静说。

建水紫陶有近千年的历史,一把紫陶壶蕴含着当地人对自然的敬畏。“以前跟着师傅去山上盘泥巴(取土)的时候要带着一点祭品。到了山上先拜一拜山神,感谢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材料可以带回家(做陶)。”田静告诉记者,上山盘泥巴是件很慎重的事情,“这种敬畏天地的精神还是应该保留下来的。”

田静在1996年就拜了建水当地的制陶老手艺人为师傅。后来,她考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现为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陶瓷造型设计。毕业以后又回到了建水跟随师傅学习。田静现在自己也带徒弟,已经收了70多个学生,有些学生只有十七八岁的年纪。

田静最看重徒弟对制陶这门技艺的敬意,“做我的学生的话,对制陶感兴趣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制陶的过程中更要对陶产生敬意。”许多徒弟都跟着田静学了很长时间,最长的有九年。“从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跟着我学习,一直到现在我和她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是师徒。”田静说。

现在的紫陶已经开发出了壶、杯、盆、碗、碟、缸等多个种类,正如田静所说:“将文化遗产融入到现代生活中。”田静制作的建水陶在制作方法上有所改变,这也是很多老手艺人不能接受的。她曾经劝说老艺人:“以前咱们都穿马褂、旗袍和长衫。为什么今天不穿了呢?因为时代不同了。”“做有时代特点的紫陶茶具”一直是她所提倡的,陶器要和这个时代的脚步尽量做到合拍,“我们不是创新,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让建水陶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虽然做陶器很苦,但是田静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成为一名陶艺家。田静说建水人的文化代码就在这紫陶的一代代传承中。“传承的价值就是人文关怀。无论我走多远,回到家乡以后,我一定要吃一口烧豆腐。不管走多远,我还是会惦记那碗米线。为什么我看到建水陶的时候会感觉亲切地不得了?全世界都有陶,但是建水陶就是建水人的文化代码。我们的基因密码也在陶里。这是我们真真正正的魂。”

作为建水紫陶烧制技艺的传承人,田静觉得自己是在“续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到了我们这一代)要把这个根续上。我是把这条根续上的人。根没有了就什么都没了。所以我觉得无论哪一种非遗文化都应该传承下来。”

“希望有更多的高校学生、老师能考察产区。这些接受过传统技艺系统教育的学生能进驻到地方工作。这样既能有高校的理论设计做指导,又可以结合当地的传统技艺。”田静说。她对下一代继承人充满了信心:“下一代非遗传承人的作品应该可以走向国际的。”

“玩转”老手艺的新青年:非遗文化传承后继有人-青年力

任鹤林(左)向李力(右)传授雕版技艺。受访者供图

木版年画里看历史 老手艺的新发展

年画作为传统民俗的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近代以来,木版年画的兴盛地在杨柳青。而作为中国木版年画的起源地,开封虽不璀璨夺目,但这里的木版年画更加原汁原味。

1980年出生的李力是开封木版年画博物馆副馆长。出生世家的他5年前从父亲任鹤林老先生手中正式接下传承开封木版年画的重任。

“各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大抵起步时间趋同。改革开放以后,各地传统美术的恢复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我的父亲也经历了那个时代。”关于开封木版年画的发展史,李力向记者娓娓道来。

上世纪70年代末,李力的父亲从兰考文化馆回到开封,参与开封朱仙镇年画出版社的恢复组建工作。在经历了80年代“以丰养欠”的艰难生存之后,出版社在1989年再次“停摆”。“已经是总编辑、副社长的家父怀着对年画的执着,毅然决定自己成立工作室,延续挚爱的事业。这一年,我九岁。”李力说。

相较于杨柳青木版年画成熟的产业链条、完善的人才储备,开封木版年画无论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数量,还是从业人数方面都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与日俱增,这并不阻碍开封木版年画重新走上上坡路。

然而很快李力发现,事情并非想象中那般完美。

他发现,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许多对艺术抱有严谨态度的老先生们,在面对着质量粗糙的作品充斥市场、鱼目混杂的从业人员以非遗的名义把控群众对传统技艺理解等现象时,显得着急、无奈。

名义上,开封木版年画市场的从业群体规模在15家企业。但真正意义上能够掌握技艺的师傅数量也就是个位数,他们的徒弟也不超20名。也就是说,在李力眼中,半数左右的企业缺乏专业水准。而随着人们对非遗作品鉴赏能力的提高,有关部门对于非遗市场的乱象也有所察觉。

为此,他呼吁人们要反思简单粗暴式开发非遗。他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人了解木版年画,激活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了解就没有喜欢,没有喜欢就没有技艺传承,没有技艺的传承何谈文化传承?”

今年已有67岁的任鹤林老先生,在近期参加文化部组织的高级研修班时,与班上许多有名望的老前辈达成共识:目前国内年画的质量问题不容小觑,将看似无法总结的技艺标准化迫在眉睫。

李力说:“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博物馆、研究院中,有大量躺在那里的史料文物。”他表示,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析,能够总结出一套规范的体系标准。通过标准化,群众就可以判断什么样的年画可以代表中国年画,什么样的年画可以代表开封木版年画。从业人员,包括已经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人员,只要达不到标准,就应该继续研修。

当然,尊重历史并不代表固步自封,但传承的前提是复古,创新一定要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对此李力表示,包括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产业,目前都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如何拉近文物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让群众有感知?就年画行业,大抵上有两条路要走。“一条路就是认真面对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文化遗产;另一条路是将非遗文化的元素进行数字化的定义,建立数据库。然后将数据库运用到生活日常品的生产中,真正让文物回到生活中。”李力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