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在香山论坛期间向媒体表示,南海诸岛正是在二战后从日本占领下回到中国怀抱的,日本企图通过巡航南海,实现否定二战成果的目的,中国绝不会允许日本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

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确实要追溯到二战。从二战至今,日本在东南亚着力颇多,可以说,日本的目标已经部分实现,在很多东南亚民众心中,从二战侵略国变成可以效法学习、重建国家政经秩序的榜样。而安倍政权现在的外交策略,则有更多的小算盘。】

日本在南海仲裁公布前后的积极姿态,一直标榜日本是为了维护地区秩序。其中,日本主要的诉求是维护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与以国际法为指导原则的区域秩序。然而,这些主张,似乎不能完整解释日本对南海问题的高度兴趣。南海地区航行自由的维护,早已为国际社会与各声索方认同,并在多次多边场合中重申。而南海仲裁案的结论,也可能不支持日本在冲之鸟和钓鱼岛的主张(日本主张两者都是岛屿,从而可产生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似乎是被其他原因所驱动,其目的已经不止于维护南海的区域秩序。从东南亚的视角,检视二战以来,东盟与日本的关系变化,并在安倍政府2012年上台以来积极推动日本外交的背景下,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日本在南海问题的主张,以及日本与东盟关系未来的发展。

二战以后 日本对东南亚的金援外交

从东南亚国家看待日本的角度,可以发现东北亚与东南亚似乎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叙事主线。当中韩因为不满日本没有对二战的侵略罪行负起责任的时候,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观感,大多转为正面肯定,并且期待日本持续对东南亚的海外援助。可以说,日本已经从二战侵略国,变成二战后东南亚国家效法学习,重建国家政经秩序的榜样。

首先,二战时候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宣传相对成功。日本呼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东南亚地区国家脱离西方殖民统治。然而,日本的作法,也存在以帮助反殖为名,实行为己谋私之实的争议。日本在二战时候的功与过,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国家与马来族国家,又有区别。

在东南亚,越南与新加坡是对日本怀抱相对谨慎态度的国家。在越南,日本曾经以帮助越南脱离法国殖民政权为名,暗地实行法日共管双轨制,想取代法国统治中南半岛。日军还夺取半岛上大量物资,支持大亚洲地区作战日军的补给,导致越北人民因为饥荒而大量伤亡。对越南来说,日本的角色是矛盾的,一方面日本终结了白人优越的统治现实,另一方面也制造了日本民族优于其他亚洲民族的现象,日本利益摆在越南人民的利益之上。因此曾经担任日本傀儡政权首相(1945年由日本成立的傀儡政权,越南名义为独立的国家,实际却为日本控制)的陈仲金,就曾经点评:日本所谓的“共荣”,其实是为自己“赢利”的美化词。这导致了二战以后的越南,是反法又反日的。

另一个对日本保持戒慎态度的东南亚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因为有大量的华人,在二战期间成为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海外基地,也因此成为日本政府与军队的施暴目标。因此,新加坡对日本也怀抱着双重情绪,一方面因为二战经验对日本产生的仇恨与恐惧,深刻影响了建国以后的第一代统治阶层与人民。但另一方面,新加坡又敬佩日本战后的迅速重建,将日本当作新加坡国家发展学习的榜样。

不同于马来族国家,新加坡与越南在学习日本战后重建经验的同时,因为战争经验与区域秩序被东西方冷战主导所干扰,两国与日本关系的深化,一直到90年代以后,才显现出来。新加坡在日本的二战责任与历史问题上,与中国的立场相似,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认为,了结这个道歉问题是日本能否取信于邻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大角色的前提条件。而直到越南于1980年代末期采取开放政策以后,日本才于1992年开始向越南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日本也与新加坡和越南议定战争赔偿。1953到1959年,日本与南越政权 (越南共和国)协定日本于协定生效后五年内,提供相当于3900万美元的物资和日本人劳役,外加750万美元的限额贷款。日本和北越政权(越南民主共和国,后于1976年统一越南,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73年9月21日建立外交关系。对日本于二战期间在新加坡屠杀中国人事件,日本于1967年分别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议定,以“赠款”和“贷款”的名义,提供2500万新元,以日本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方式赔偿。

日本与其他的东南亚马来族和伊斯兰国家,也在战后陆续议定和平条约、战争赔偿,或规范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协定。1958年日本与印尼签订和平条约,第一条确认两国战争状态正式结束;第四条A款日本同意无偿提供印尼政府相当于两亿两千三百零八万美元的日本产品及劳务供给。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受到冷战国际环境及国内华人问题的影响,将共产主义视为主要威胁,实行“亲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立即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并从1959年开始,两国致力于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中,受到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菲律宾虽然批准1951年对日和平条约(旧金山条约),但始终不放弃对日索求战争赔偿。经过多次协商,1956年两国正式商定由日本以商品和日本人劳务的方式,向菲律宾赔偿5.5亿美元。后来日本也以海外开发援助等方式,成为菲律宾最大的经济援助国。

总体来说,战后初期,东南亚地区对日本怀抱着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日本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对刚脱离殖民地统治的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发展,帮助很大。而多个国家领袖也表示对日本战后迅速重建的肯定,将日本当作学习的对象。又因为冷战兴起,作为美国西方阵营一员的日本,成为东南亚地区国家平衡共产势力而拉拢的对象。在这个时期,东南亚国家或愿意与日本交好以平衡共产阵营的影响,因为即使存在二战时候的侵略记录,日本仍然是一个亚洲国家实行民主、成功推进现代化国家转型的模范。但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关系,更多是强调经济层面的合作,淡化军事合作的发展。除了反映东南亚国家对日本重返区域舞台,可能复辟军国主义侵略的忧虑,也担忧日本透过经济扩张,进而重演欧洲列强殖民统治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剥削和资源掠夺。

日本介入南海图什么-青年力

9月东盟会议上,安倍承诺贷款给菲律宾165亿、缅甸1250亿、越南228亿(均为日元)

随着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和缓,它们对日本的经济扩张也出现了反日情绪,日本为了安抚东南亚国家,在1977年提出“福田主义”。主要内容包含了日本不做军事大国,愿与东盟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建立“心心相印”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平等的合作者”的立场,加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以促进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福田主义”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此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除了双边贸易投资关系的发展,也为日本赢得帮助推动东南亚经济一体化、发展基建设施、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缩小东盟各国发展水平的差距,和带动东南亚各国公共领域事务合作的美名。根据2015年海外开发援助白皮书中的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日本对东亚各国援助金额表中,最大援助国是越南,其他依次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中国、柬埔寨、蒙古、老挝、马来西亚、东帝汶。

这样的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东南亚地区人民对日本普遍不存在如中韩人民的焦虑和厌恶,尽管在印尼和菲律宾,日本的形象相对模糊,二战记忆仍然棘手,也往往成为获取政治上的同情和公民团体支持的工具。

在2015年4月的一项调查中,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针对包括越南在内的十个国家的1万5313名受访者,调查他们看待日本、中国、印度、韩国及其领导人的态度。结果显示,高达82%的越南受访者对日本有好感(仅次于马来西亚的84%),而印尼和菲律宾人民,也有将近8成的受访者表示对日本观感持积极态度。

针对日本就二战侵略行为道歉是否足够的问题,2013年皮尤中心调查了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认为日本道歉不足够的比率,最高的是菲律宾人的47%,印尼和马来西亚则分别有三成的受访者认为日本道歉仍不足够。

这些调查显示,东北亚与东南亚似乎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来记忆二战历史和看待现代日本。而这也影响他们对日本的战后责任的解读,与现代形象的理解。如果说,东北亚在面对日本的时候,采取了“记忆历史以形塑未来” 的态度,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或采取了“超越历史,重构未来”的视角,并在这个理解下,理顺并进一步发展与日本的关系。

安倍二任 价值观外交的迷思

安倍政府自2012年底上任之后,推出以价值观外交作为基本理念的外交政策。安倍二任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除了纳入第一次安倍政府时期的理念,还确定了三个面向,作为安倍推动外交的施力点,分别是“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和“东南亚外交”。安倍自二任首相以来,从这三个面向开展积极外交政策,被认为是历年来罕见的非常积极推广日本外交的首相。

贯穿安倍政府三个外交面向的共同核心,是以价值观为主轴的外交和强调外交带来的战略价值。价值观外交所强调的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而外交的战略价值,是从外交能够给日本带来的战略利益的角度,在日本能够达到的地球仪的范围,推行外交。这两个核心,形塑了安倍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也改变了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与其他外交对象的关系。

首先,强调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可能预示日本或将特定的外交关系,从对等合作者、开放的立场,转而成为相对封闭的、以具有同样价值观的国家为主的排他性场域。日本提倡价值观外交,并不罕见。欧盟的扩大与整合,也是以价值观作为基础而推动的。已经为申请加入欧盟进行了数十年努力的土耳其(1963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在谋求加入欧盟),因为政治制度、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等无法达到欧盟的要求,其实就是价值观不符,从而谈判过程受阻的案例。

然而,土耳其远不是唯一个案。波兰于2016年1月,因为新上任的民族主义保守派政府的一系列改革计划,尤其是在司法改革和新的媒体法方面,可能有违反法治国家原则的嫌疑。波兰因而遭到欧盟首次对“民主被侵犯”的调查。该程序是在2014年建立,为的是确保民主法制原则在欧盟会员国不受侵犯。这两个例子很清楚地显示,欧盟在价值观导向的思考下,已经对欧盟的扩大与整合,加上了道德评判的色彩。同理,在强调价值观作为推行外交基础的同时,日本可能已经从对等的合作伙伴,转变成高举道德旗帜的评判者的角色。

同时,以价值观为主轴的外交,也可能将经济发展,置于次要位置。安倍的外交虽仍未离开日本一直以来的亚洲政策的传统——“和平繁荣、加强交流和对等合作”以及“自由民主、经济合作开发”, 但特意凸显“价值观”的重要性,可能会从实质上改变过去相对开放的外交姿态,导致“经济发展”成为次要考虑。这对一直以来依赖日本海外援助极深的国家,并不是一个积极信号。

东南亚国家,可能成为第一个试炼安倍政府价值观外交的地区。东南亚地区历年来一直是接受日本海外援助的大宗,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原来思路,是经由提供大量的海外援助,帮助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和平,同时冀望日本的经济援助能换取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观感改善,帮助日本摆脱二战侵略国家的恶名。安倍推行价值观为主轴的外交,或已改变了以帮助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以促进区域和平的思想,转而隐含希望接收日本援助的东南亚国家,都是认同日本提倡的民主、法治、与人权的价值,而举国体制也能够朝向落实这些价值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安倍政府在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同时,似乎也改变了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朝向类似欧盟一样的捍卫民主人权价值观的规范性强权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外交立场的调整,就可以解释安倍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积极姿态。日本强调,南海问题必须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解决,中菲也必须遵守仲裁案的结果。换句话说,南海问题必须是依照法治精神来解决,遵守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也反应了自由必须以法治为界限这样的民主原则,实实在在呼应了安倍政府强调的价值观外交。

然而,这样的主张,在东南亚国家之间,能取得多大成果,并不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南海问题演变至今,在高度政治化的同时,中菲立场在法律场合的直接冲撞,也让曾经存在的各自表述的空间,急剧缩小。对东盟国家而言,各自表述空间的消失,伴随的就是与中国立场直接对冲的风险升高,并且各国不再有闪躲的余地,被迫必须表态,直接面临与中国立场不符,却又无法与之抗衡的尴尬处境。中菲仲裁案就是一个现实的案例。菲律宾虽然在法律场合赢得胜利,但是落实到现实层面,中国不接受仲裁结果,也不接受在双边谈判场合提起仲裁案,全方面拦截仲裁案的影响,让菲律宾坐拥一纸裁决书,却无法撬动现实,双边关系也因此陷入僵局。

诚然,日本提倡的民主法治的价值观,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也是现代国际法不可或缺的治理规则。在南海问题的场域,国际法也为所有参与方带来制度性保障,并且在减少复杂的国际争端被不可控的政治性因素操控方面,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但是,南海问题的复杂,牵涉到的捕鱼的实际利益,和未来区域秩序规则制定的政治角力,已经不是单纯依靠海洋法和国际法,就能够解决的。现在的僵局着实应证了司法解决的限制,也变相地点出,日本高举以法为尊的价值观陷入的狭隘思路。在已经被赋予具有国族与民族身份认同功能的南海问题(交错着海域使用和领土归属争端)上,这样以法为尊的思考,同时产生的还有对声索/争端方历史性论证的优劣的评判,是无法解决争端的,而且又可能进一步加深对立,僵化双方的谈判空间。

日本同时必须思考的是,与中国仍存在对二战战争责任理解的矛盾,日本此时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积极姿态(可以说是与中国对立的姿态),对两国已经恶化的关系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同时,中国已经形成足够与日本竞争的对外援助的实力,东南亚地区,或许成为中日竞争主导周边区域发展战略的首要试验场。中国近年来也提出海洋丝路和亚洲基建投资开发银行等地区发展战略,与日本的海外援助,形成竞争。

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日本未来会不会对海外援助贴上价值观外交的附带条件?这么做,对将经济发展,而不是国内政治改革,视为首要的东南亚国家而言,有多少的吸引力?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与政治实力,未来也有进一步被中国超越的可能,在这样的前提下,日本如果将海外援助与价值观外交挂钩,在东南亚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日本或许应该重新反思,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如何能够成为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榜样。对抗强权并且适时地学习强权的优点,是过去日本成功的关键,也是日本成为亚洲国家学习国家发展现代化的榜样。时至今日,日本也应该意识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乃至于学习对象的选择,不应该被意识形态左右。同理,日本在进行援助外交的同时,最好能兼顾日本和受援助国家的利益,并且不要加上价值观的附带条件。按照这样的思考,日本似乎应该更谨慎,别让价值观外交成为另一场道德评判的荒谬剧,也别让亚洲国家再次体认,日本“同文、同种、同洲”的“共荣”口号,那只是另一场为谋私利的侵略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