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傍晚,百色性侵案三名受害人之一的小然(化名),与其援助律师吴晖,签署了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申请书,赶在判决后法律规定的提请抗诉的最后一刻,向隆林检察院寄出了相关申请。

“虽然法律规定判决后有10天的抗诉期,但留给被害人提抗申请的时间只有5天,所以10月18日是受害人提抗的最后一日,我们也把它视为最后一搏!”吴晖说。

该案受害人曾因屡屡遭受二次伤害而不愿继续,但该案一审宣判时王杰当庭表示不服判,最终让其中一名受害人决定向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申请。

赶在最后一刻,百色“助学达人”性侵案受害女孩向检方提请抗诉-青年力

受害女孩向检方提请抗诉

赶在最后一刻,百色“助学达人”性侵案受害女孩向检方提请抗诉-青年力

10月13日,百色性侵案宣判,王杰(被告左一)获刑16年

受害人曾想放弃抗诉

在她们以工作学习为由,拒绝出庭的背后,乃是她们勇敢站出指证王杰后,所遭遇的重重“二次伤害”,这种伤害,并未因庭审结束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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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性侵案宣判后,受害人小然曾一度不想再申请抗诉

北青报旗下公众号深一度(微信号:intodeepthoughts)记者获悉,早在10月13日百色性侵案宣判当日,两位代理人就分别向三名受害人征求了是否提请抗诉的意见,得到的回复都是否定的。

“小然的回复很直接,这一年‘我觉得有些累了,不抗诉了’。而据我所知,她代表的是三个人的心声,小云也说不想再继续折腾,小星则开始担心王杰出来后会不会报复!”吴晖透露。

“百色性侵案”于3月22日在隆林县法院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早先向媒体披露会出席庭审的三名受害女子,当天均未到庭。小云称自己要备战两个月后的高考,而小然和小星均称工作“繁忙”而爽约。

深一度(微信号:intodeepthoughts)记者调查得知,在她们以工作学习为由,拒绝出庭的背后,乃是她们勇敢站出指证王杰后,所遭遇的重重“二次伤害”,这种伤害,并未因庭审结束而停止。

4月25日,隆林庭审结束一个月后,为小云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律师田咚,收到了小云的短信,“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案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揭露王杰的罪行,现在警方是否还在寻找证据,我也不清楚是哪来的警察去我家里调查,打电话给我在外面工作的父母问我的情况。我不想让我的家人知道我这个事,现在我父母也怀疑了,我也只能是能瞒则瞒了。……田律师,谢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现在不想和这个事情有联系了。我好不容易调整过来了,现在又要担心另外一个事情,现在真的有点承受不了”。

深一度(微信号:intodeepthoughts)记者调查得知,小云是三个站出来指证王杰性侵的女孩之一,也是庭审前唯一唯一没有因家人获悉遭性侵内情而受“二次伤害”的少女。小然和小星,则分别因检警两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批捕)过程中,被家人获悉内情而饱尝痛苦。

小然当年被性侵后,没敢把相关经历向爸爸和叔叔提及。去年她作证指控王杰后,警方来到她家人打工地广东核实情况。突闻此事的叔叔一时间接受不了,放出了让她“能走多远走多远的”的狠话。之后,在当地无法继续谋生的小然,孑身远离乡土“流落”京城。

无独有偶。小星也没能逃脱办案单位的“二次伤害”。当一封注有“县检察院公诉缄”的邮件,寄到小星单位、被公司前台签收后,同事间很快传递起奇怪的眼神。“那段时间电视台在播王杰性侵的视频,大家都很敏感。检察院来函,很容易引起关注。就不能用不带检方名称的信封吗?”小星向采访的深一度(微信号:intodeepthoughts)记者发问。

种种蛛丝马迹,终于让对小星过往毫不知情的男友,发现了她隐藏6、7年的秘密。就在两人约定的“双十节”结婚登记日前,二人“闹僵”分手。“他不能容忍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我一直欺瞒着他!”小星说。

而今年高考的小云,是三人中比较‘幸运’的,轮到侦查人员对她取证时,已经有女警在场。针对侦查过程中存在的二次伤害,有关公益组织曾专门前往案发地,与相关办案部门进行过交涉。不想,庭后调查又对她及家人造成了深一层伤害。

一次成像预防二次伤害

百色性侵案于2015年8月被秋楚举发,通过媒体曝光的同时,秋楚向警方提供了小然、小星、小云三名证人。但在秋楚看来,恰恰是三位勇敢站出来指王杰的女孩之后的遭遇,让其他的受害人选择了缄默。

赶在最后一刻,百色“助学达人”性侵案受害女孩向检方提请抗诉-青年力

10月18日,受害人小然签署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申请书

在小云得知警方去其家中核实情况的同时,小然远在大山家里的奶奶,也接到了一些人的拜访,“不过这次他们没有问太多,只是核实事发时我是否为留守儿童身份。”小然说。

深一度(微信号:intodeepthoughts)记者调查得知,此前小然曾经被一名男性公安侦查人员,单独一人询问案发经过数小时,包括性侵细节,“所有能问的都问到了”。

在举报人秋楚看来,三名站出作证的受害女生其后遭受的二次伤害,是一种负面的“示范效应”,会阻止很多受害人进行指证,也就不能让王杰罪当其罚。秋楚坦言:“我真的很遗憾,仍然只有我鼓励的三名女孩站出来,警方的突破没有看到。我会重新整理遗弃的资料,寻找更多视频中的孩子站出来。”

百色性侵案于2015年8月被秋楚举发,通过媒体曝光的同时,秋楚向警方提供了小然、小星、小云三名证人。但在秋楚看来,恰恰是三位勇敢站出来指王杰的女孩之后的遭遇,让其他的受害人选择了缄默。

二次伤害她们的,并不只有调查百色性侵案的司法机关,还有媒体。

小然表示,有家媒体在报道该案时,从她的QQ空间中“偷”走了一张她和妹妹的合影,然后配发在文章中,文字说明是“被王杰性侵过的女童”。小然说,她的妹妹并非该案受害者,也没有被王杰性侵过,但却被媒体打上“性侵女童”的标签,“我很担心妹妹看到这张照片会怎样。虽然打了马赛克,但熟人一看就知道是我和她。”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从2003年起,接受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委托,进行中国儿童立法体系研究,他特别关注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的“二次伤害”。他说,所谓“二次伤害”就是指儿童在遭受性侵犯之后,受害儿童的亲属、邻居、老师、同学等人和在寻求司法帮助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在言语上、态度上对她们的继续伤害。

佟丽华认为,向被性侵者一次次询问被性侵时的过程及细节,本身就是一种“二次伤害”的过程,特别就未成年人而言。正因如此,在公检法司四部委关于《依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的意见》第13条规定,“办案人员到未成年被害人及其亲属、未成年证人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调查取证的,应当避免驾驶警车、穿着制服或者采取其他可能暴露被害人身份、影响被害人名誉、隐私的方式。”佟丽华认为,香港在处理此类案件过程的做法值得借鉴。这就是家居环境下的调查询问以及取证过程的“一次成像”。

全国首家性侵害预防网络“春风网”的创始人隋双戈博士,曾经参观过香港的“家居录影室”,它是警方调查询问未成年性侵被害人的专门场所,里面有专门的法医检验室。地址选在完全保密的民居用房,室内装饰尽量模拟现实家庭环境。每个前来参观的人,都必须先签署“保密承诺书”。

“这种环境营造出的舒适亲切的氛围,能让被害人获得安全感。亲属或监护人及社工在场并且访谈过程会被全程录像,这个录影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以避免被害日后反复遭受讯问以及出庭作证。”

与思量再三,终于在最后一刻提出抗诉申请的小然相比,另外两名受害人更想的是“忘掉这段往事”回归正常生活。10月13日,一审判决后,小星告诉前来探望的律师吴晖,经过痛苦思考,去年曾经得知内情后提出“分手”的男友,很快又和自己复合,现在两人已经登记结婚;而小云,也刚刚步入广西的一所大学就读。小然,现在已经是一家会计公司的客户经理。在她的代理人看来,三名想回归正常人生的受害人,此次“提抗”,都将是“最后一搏”。

(深一度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