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产阶级”这个词出现频率变得极其之高。高得让人头晕目眩。而且一出现,都是焦虑的面目。

“12万高收入”税收引发的轩然大波

这种焦虑的表现,也在于,当所谓的个人所得税要进行改革,有传言说所谓“高收入”就是年收入12万以上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中产阶级”这个网红-青年力

财政部专家24日辟谣称,目前中国无“12万年薪以上属高收入人群”一说

这是非常明显的误导。10年前的年入12万以上需自行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旧规,与新文件中“加大高收入人群税收调节力度”的新政策,莫名对上了号,“12万年薪以上是高收入,要加税”等说辞不断刷屏。

莫非,群众的焦虑已经到了他们宁可自我催眠来进行发泄的地步了?

国家的税收一向有税收效率的问题。就是税收制度放在那儿,但是有些税收不上来。这和过去税收的方式等都息息相关,也和整体财税、信用等信息体系的建设不完善有很大关系。

所以,这次国务院的文件,应该是强调对于那些本来应该在个人所得税纳入范围内,却因为制度漏洞等原因逃脱了税负的“高收入”人群,要加强管理。

你说你们一干人等,如果没有什么额外、灰色收入,没有身为企业老板将自己的收入虚报,在这儿跟着起什么哄害什么怕?

然而也不完全是这样。试看,虽然由于口径不同统计结果不一,但都在说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并不低。而个人所得税缴税覆盖面只有3%,大概2800万人的样子。

这就很让人忧心了。须知,有很多税种,比如消费税等等,看似平等,但并不是财税政策所谓用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保证社会公平的好帮手。而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正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方式之一。

结果呢?3%的覆盖面,除了农民和低收入人群,恐怕很难不让人想到,税基主要是这些兢兢业业、辛苦挣取死工资的人,而大部分真正的高收入人群,是没有被覆盖的。

也就是说,不谈宏观税负,仅从个人所得税就能看出,税收总量不够高,是税收效率低的缘故。而且,这造成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更为不公。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这个词是个舶来品,middle class,品味之光,格调之火,上下唇相碰,middle,上下齿相依,class。

其实,这词最早出现于英国人詹姆斯·布拉德肖(James bradshaw) 于1745 年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里,小册子的名字不叫《为什么只有正宗爱尔兰羊的毛才可以陪你度过三生三世的温暖情怀》,也不叫《没进入法国就等于没有活过爱过》之类的,而是叫做《防止爱尔兰羊毛进入法国》。

好吧,这是个很现实的词。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中产阶级是处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社会阶级,主要是指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和在城镇中新出现的一些社会人群,说白了,就是“市民”,当然,正是这个新出现的中产阶级,推动了法国大革命。

卡尔.马克思曾经认为,中产阶级会消亡,因为他们只能分化成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

可这样一来,好像就有点没法聊天了。

所以,我们现在通常所属的中产阶级,大概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中产阶级,主要指专业人员和企业家。与卡尔·马克思相反,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层制发展,中产阶级必将壮大。

最早应用这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概念,是英国政府统计部门于1913年发表的、由统计学家史蒂文森所做的阶级分类报告,把处于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人群归类为中产阶级,这些人虽然也像产业工人一样受雇于人,但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掌握专业技能,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工人阶级。

“中产阶级”成了“网红”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些人提出“中产阶级”的概念,旨在突破社会意识形态限制,促进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随即,这种论调受到了批评,以至于在90年代以后一段时间里,都用“中间阶层”“社会中间层”等词语来代替。

“中产阶级”真正的兴起,是汹涌市场大潮的推动。有趣的是,这种推动,不是指经济高速发展或者观念逐渐开放这种宏观概念,而是更为直白的——如同当今所有的节日是否能够成为宏大、繁盛、精致、可人的节日,要看与之相关的消费如何建设、描述其场景和感受一样。

在这个商品洪流奔涌不息的时代,我们的欢喜悲愁都是由我们的消费所塑造的,我们的亲情爱情都是由商品认定的,我们的个人生活和七情六欲都是由朋友圈塑造的,所有关系都必须有实物标的,所有高潮都必须有商业推手。

“中产阶级”成为“网红”也一样。

“中产阶级”之所以能够走红得耳熟能详,是因为其被塑造成社会中成功人士的代名词,但这“成功”又不多不少不偏不倚,不像先定个小目标赚它一个亿那么遥不可及,也不像养一条戴了八十只iWatch直闪瞎了自己狗眼的可可宝贝那样招摇过市。

如果你还能够想起,就会发现,“中产阶级”是红酒洋酒、是周游世界、是奔驰宝马、是花园别墅。纯粹的,赤裸裸的市场营销语言。当然,这种描述,很不“中产阶级”,因为他们眼中的别人眼中的自己,必然是富裕而高雅的,迫不及待的显露却也半推半就的含蓄。

按照他们的思路,也许应该说,如果你还能够想起,就会发现,“中产阶级”是温香软玉、是面朝大海、是快意驰骋、是诗和远方。

中产阶级的焦虑

但最近中产阶级很焦虑。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

往年的经济问题,只要你在前面或者后面加上个“阴谋”就能牵动人心,招揽巨量读者为国际政治和情报事业头悬梁锥刺股。

今年的经济问题,热帖们都是从“中产阶级”入手,才能雷霆万钧地席卷网络,振聋发聩。我敢说,任何问题,都可以。

不信可以随便一试,比方说:

汇率问题,就写“汇率问题,中产阶级是否会被洗劫一空?”

房价问题,“房价问题,中产阶级还存在吗?”

甚至城市交通规划,“城市交通规划问题,中产阶级去向何处?”

简直都不需要在标题中骇人听闻的说会“升”还是会“降”,会公布新政还是会沿袭旧政,不需要给出结论和判断,想想可能纷至沓来的阅读量,头皮都会变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脆弱至极。他们一心小资,是因为没有大资本,他们人手一本诗和远方,是因为他们苟且得很辛苦。

有人说,这是一种叫做矫情的病,得治!

然而不是,这样断言的人才是一种叫做矫饰的病,没得治!

他们往往参加个仪态万方的派对,媚眼流光地“请”一杯1982年波尔多红酒后,踩着小高跟就回去加班到第二天凌晨。他们往往拎着漂洋过海明星同款的名牌包,同时自己抱着比腰还粗的桶装水走上租住的小高层。

他们在追求的东西,也许确有虚荣存在。然而,如果靠辛苦劳动挣得荣光,有何不可?然而,如果靠辛苦劳动也不能挣得荣光,有什么意思?

即使他们不用加班和干重体力活,他们也不免要在为孩子的学校、老人的医院、自己与强势弱势群体的马路纠纷中处理各种难以预测的意外。

是的,从商业消费中堆砌出来的“中产阶级”概念有其虚伪空洞的一面,可正是这种包着糖衣的逗引,使许多人充满幻想和斗志。只是,现实中,他们真的仍然难以摆脱这种空洞,所以他们焦虑。

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

“中产阶级”的焦虑并不矫情。一方面,他们很努力,而梦想很远。另一方面,他们的负担很重。

所谓的“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中最容易被左右和摆弄的人,他们的选择更少,任何选择的弹性都更小,因此生活的脆弱度更高。

“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被重视,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收入、生活、思想等都相对稳定。虽说有研究认为,美国中产阶级更注重家庭的物质条件,欧洲的中产阶级更强调文化品味和价值追求。但这都不过是“末”。

犹如我国所谓“中产阶级”的品牌消费观,包括诺贝尔任何奖项获得者都曾陪他们度过青春一样,只是一种表现和表象。其中的“本”在于,物质条件达到一定程度的丰富,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度。

而我们还不是。我们的中产阶级也许不过是,在物质积累和社会环境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之前,想用精神的跨越来取得更多的愉悦。当然,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一种自我鼓励。

然而,其中的沟壑仍然让人痛苦和心惊。当你觉得买了房和没有买房都同样可怕,当你觉得有了存款和没有存款都同样心焦,当这些情绪变成较为普遍的存在,那是因为我们真正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形成。

能够保障中产阶级形成的系统还没有形成。

能够保障中产阶级形成后成为社会稳定基石的机制还没有形成。

后记

西方认为中产阶级影响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劳动力市场、住房选择,尤其是对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具有重大作用。

相关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当今大多数欧美发达社会,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超过半数,在一些北欧国家,中产阶级比例甚至超过人口的80%。

但从目前看来,尽管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概念已经提出,“中产阶级”消费的广告已经成为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然而,都不过是粉墨登场,是戏,还不是人生。

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是一个如此模糊的概念,只能用消费描摹这样浮夸外在的东西来进行定义,而任何一个自称是中产阶级的人都只会因此增加自己的焦虑感。

经济社会成型后,中产阶级才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器;而要想得到这个稳定器,社会必须重视如何给予中产阶级稳定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未来预期;而要想让中产阶级有稳定的预期,政策必须注重有较强的一致性和公平性。

中产阶级,试想,有这样一群人,自己给自己唱一个诗和远方,就肯在社会中勤奋的苟且,何其励志。

我们需要他们。

他们可以想欧洲野牛和天使,可以想预言家的十四行诗,但最重要的,是社会给了他们一个安全的基础,因此他们也给了社会一个安全的基础。

而这是我们能共享的唯一的永恒,我的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