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先生曾有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发表于世,里面提到的“信地信物”(自夸地大物博)、“信国联”(相信1920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联盟”)、“求神拜佛”等现象与今天诚有相似之处。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浪潮与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在为中国的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对中国人精神思想的冲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言行甚嚣尘上,时至今日,“钱途”更是似乎成为了衡量一个人前途的几近唯一的标准。

而在金钱至上的荣光下,现今社会种种令人咋舌的现象却层出不穷,举不甚举:地沟油,吊白块,苏丹红,毒胶囊一次次挑战着我们的底线;小悦悦事件,药家鑫事件,船主挟尸要价事件一次次拷问着社会的良知,当人人自危,不敢去搀扶跌倒的老人时,当明哲保身,围观外国女子跳入江中救起落水者时,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是什么颠覆了最初的坚守与纯粹给柔软的人心包裹上一层层自我利益的铠甲?是什么磨平了我们的棱角与冲动让我们变得圆滑世故,步步为营?是什么解构了我们的信仰?

中国人失掉信仰了吗——浅谈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回归与信仰重塑-青年力作者北大毕业照

中西方信仰的差异——信仰危机原因初探

什么叫信仰?信仰的外在形式可以是对一种主义、宗教,神明或人的崇拜与敬畏,而究其实质,信仰是一种灵魂式的爱与关照,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情绪。信仰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一种精神权利,人的精神依赖信仰作为支撑和归宿,信仰亦成为“人们灵魂的标注”。

面对中国近年来屡屡出现的道德窘境,一些人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缺乏信仰”。实际上,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只是这种信仰不以统一而坚定的宗教形式呈现,而是有着自己的特点。

不论是中国自古以来信仰的“天地”,抑或儒释道三教,以至自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等,中国历史似乎总是采取“宽容的宗教政策”,人们各取所需,统治者极力弘扬有利于控制百姓,巩固统治的信仰方式,而这样的倡导又往往随同朝代的更迭而演变,因此不具有稳定性;而百姓们或崇尚儒家之礼雅,道家之玄远,佛家之空妙,墨家之简朴,更是异彩纷呈,难有一定。因此,信仰的多样性和实用主义的信仰态度便成为了中国信仰的特点一直贯穿至今。

这种信仰方式利弊相存。恩格斯曾经讲过:“宗教的崇拜,其实说到最后是人在崇拜自己的本质和力量,但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和力量神化,变成一种别的本质和力量。”而这种信仰方式合理的一面就在于:“借多维宗教的外壳保持了以人为本的内核。这比机械的偶像崇拜更能彻底地揭示宗教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主体性色彩,实际上表现了对神的信仰一定程度向人自身信仰的回归。”

然而,当人们以这样一种“超觉醒”的方式对待宗教,失去了本应有的严肃性与虔诚心时,则极易衍生出功利主义之种,把信仰当成实现自己目的、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平时不烧香,临阵抱佛脚”,忽视了信仰的修行意味,更是偏离了其“爱与关照”的实质。

在这里,我并不是提倡要以虔诚之心去信仰某种宗教。我们很早就学过,宗教的本质是唯心主义,在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的中国,我们应树立科学的唯物辩证意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亦无可否认宗教的积极作用。纵观历史发展,宗教凭借其信仰方式及生活方式的高度组织性和严格性,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支配人们行为的道德范式。以基督教为例,一方面,教徒们相信耶稣基督作为神公义与爱的集中体现,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宝血洗刷人们的原罪,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另一方面,教徒相信自己的一举一动为神所知,相信一个人死后会面临神的审判(进入天堂或者地狱)。因此,教徒们出于对神的崇敬与对审判的畏惧,会在生活中严格遵循道德准则,并且由于这种自我约束是完全自发的,因此对于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从而构建和谐社会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当然,这只是针对符合教义的教徒而言的。

中西相较,不同信仰方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塑造与道德习惯之养成的影响可见一斑。

宗教?传统?还是其他?——浅谈道德回归与信仰重塑之出路

前面谈到,中国人对待信仰的态度更重实利,而非对自己的行为约束和道德要求。因此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可以一面在佛神前跪拜烧香,祈求身体健康,事业顺利,财源滚进,生活幸福,又可以一面为了自己的利益伤害他人的健康、事业,损害他人的财富与幸福了。然而当今社会最不乏的确是“独善其身”之人,无论是行色匆匆的路人,用眼与耳消费他人不幸的旁观者,还是越来越“冷静理性”的喑哑的大学生群体。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冷漠。在这个正义感与“冲动”越来越稀缺的时代,在信仰危机将我们重重包裹几近窒息的当下,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呢?提倡宗教?回归传统?还是另寻出路?

宗教与传统不是不具有可行性,只是在当代中国这一具体语境下,只将希望诉诸于斯既不现实亦不算负责任的好做法,前文已详细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笔者看来,实现信仰回归与道德重塑需解决好人与制度两个问题。信仰问题,说到底是精神文化建设问题,而人与制度是文化生态的两个基本要素。

一方面,人作为道德的主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强化人的道德意识首先要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具体表现为人民对内团结友善,不行利己损人之事,能有效权衡个人当前利益与民族长远利益;对外体现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和归属感、认同感,不会为一己之私损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其次应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道德相结合,与时俱进,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值得强调的是,现实中的道德文化不应仅仅成为一种外在规范,使人感觉生活在道德舆论的重压之下,而更应引导人们发现自己的理性,倾听良知的声音,用更合理的方式追求更永恒的幸福。即所谓的“得道——得德——得到”。

另一方面,由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可知,至少在共产主义阶段到来之前,人们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的提高必须依赖制度的激励,无论这种激励是具象化的条例,如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的“好撒玛利亚人法”或是社会潜在性的价值引导。因此,构建制度伦理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制度之“善”形式上表现为制度的系统严整,普适和有效,是不应该存在潜规则的。这种潜规则一方面会伤害普通大众对制度的信任和对公平的基本期许,另一方面也会使实施潜规则的一方承受精神上处于相对分裂状态的巨大压力,从而造成普遍的虚伪人格,这对于社会信仰的重塑无疑是不利的。

在内容上,好的制度应是“ 公平的正义的”、“是公民基于基本自由平等的合作体系”(罗尔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创新,是权利义务关系的结构性再调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的时期,如何在制度层面保证社会文化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并举,兼顾效率与公平,关照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使天平适当地倾斜,亦是我们探讨如何重塑社会信仰的题中之义。

中国人失掉信仰了吗——浅谈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回归与信仰重塑-青年力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在那篇文章里,鲁迅先生说:“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其实不论自信力或相当于“他信力”的信仰,说到底,都要回归到人格本身。毕竟捍卫道德的客观因素——制度也在人为。说到这里,不免有些务虚了,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个人修养的锤炼对于整个民族综合素质的提升以至国家,民族,世界的长远发展和欣欣向荣所具有的意义,而这一切最终会结为人类的福利,让我们真正享有后现代进步意义上的和谐,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而原始的宗教回归。即如弗洛姆所说:“人只能继续前进,不断发展人的理智,用一种新的,充满人性的和谐去取代永不复返的类人猿时代的和谐。”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级本科校友、获国家发展研究院双学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16级硕士,2012年新疆高考文科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