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女传奇垂青史 ——如果选择纪念,请严肃-青年力

“好在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秘诀。”

——黄慕兰如是总结道

2017年2月7日,春风刚刚拂遍神州大地时,黄慕兰女士在杭州浙江医院去世,享年110岁。在革命和抗战的年代不断被历史化、以铅字记录的形式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今天,又一位百岁老革命家的离世消息,才让我们在震惊悲痛之余,恍惚也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与我们并不遥远。

当然,伴随着如火如荼的纪念的,还有逝者生前的种种绯闻轶事铺天盖地。

人们感兴趣的,到底是光怪陆离的谍战片,还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到底是娱乐圈式的炒作,还是对革命同志的景仰?到底是对交际花的另类怀念,还是对信仰的再一次砥砺?昔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今日泥沙俱下,难辨真伪用心。

将近一周过去了,在热点瞬息万变的舆论场,此事似乎已降温了许多。然而,比起一百一十岁的漫长人生,如果把逝去作为终点也作为某个起点,那么,我们的纪念,才刚刚开始。而黄慕兰前辈带给我们的精神馈赠,也实在太丰富,值得后世永远地体会、温习和享有。因此,纪念,大可不必像赶场子般急迫,也不必像庆贺盛典般热切。

纪念可以迟一点,可以慢一点,可以不温不火,但绝不可以轻佻、随意。如果说纪念必须要有什么,那或许该是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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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一十年的生命历程中,这位老革命家几乎见证了近当代中国发生与成长中的所有重要事件,而她的人生经历,也足以一段传奇。

一九零七年,生于湖南浏阳的一户开明之家,其父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幕友,开明的父亲给身为女性的黄慕兰带来了受教育的权利;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年十二的黄慕兰被父母送进湖南长沙周南女校读书,在这个培养了诸如向警予、杨开慧、丁玲等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校内,黄慕兰成长为中国第一代新女性。

一九二五年,在因媒妁之言嫁给了一位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两年后,黄慕兰毅然趁归宁向父亲提出脱离婚姻关系,反叛旧式婚姻;一九二六年,在各类思想鱼龙混杂的北伐前夕,剪掉长发的黄慕兰只身赴汉口,投身于宋庆龄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同年她先后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不就,黄慕兰被调至上海任中共书记处秘书兼交通员,开启了为革命而“潜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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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裤裆藏雷”、“手枪射飞机”充斥着当代抗战谍战片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老革命家的情报经历,在2011年出版的有自己亲自撰写的回忆录《黄慕兰自传》中,我们得以窥见这段堪称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从平实朴素的文字中读出的,是那段历史中真实的惊心动魄。

“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为主,因为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虽然有女性身份的便利条件,作为潜伏的情报交通员更需要有缜密的思维和良好的记忆力。接头对象的地址、名字、相貌特征和接头暗号都要牢记在心,不能出一点差错;而一切都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接头过程中,交通员必须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灵活的应变能力,从发现并摆脱可疑人员跟踪,到判断接头环境是否能够将情报安全转移,都需要仔细排查。“交通员必须十分机警,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周围情况,一旦发现情况有异,就要设法灵活应变。”

“据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列宁在狱中对外秘密通信,是用牛奶当墨水书写在纸上的,干了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来,收到信的同志只要把纸在火上一烤,字迹就会显露出来。在我们中国,多采用的是米汤水,用写小字的毛笔,蘸了写在线装图书的纸背面。看文件的任用碘酒在上面一涂,淀粉和碘起化学作用,字迹就显露出来了。米汤不能太浓,太浓了写在反面就会在正面渗出痕迹来。毛笔不能太粗,太粗了写在背面也会在正面看得出来。”——担任交通员多年,黄慕兰总结出来了许多情报传递的工作经验。

“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指定的交通站去接头。这个交通站设在一个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见交通站的窗户。按原先的约定,窗口必须摆一盆花,如果窗口没有这盆花,就表示那里已经出了问题。我是下午去的,天还没有黑,不但看见窗口没有盆花,而且房间里开着电灯。我觉得不妙,不敢贸然闯进去,就到隔壁弄堂里去大厅。正好遇见在医院里的一位护士,是熟人,她一见面就对我说:‘哎呀;昨天我们可吓死了,来了很多军警,把隔壁楼上一个人抓走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与她闲扯了几句话,到公园里去兜了一圈,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并马上向陈潭秋同志报告。”——类似的紧张情况黄慕兰遇见的并不算少数,而每次的成功脱险都离不开她的缜密分析和灵活应变。

正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黄慕兰不久后就成为中央特科成员,于1928年秘密前往上海任重要委员会机要秘书,又在1931年任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长。当时正值党内“左”倾错误使得党的地下工作遭受很大破坏,黄慕兰在此期间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在与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的搭档下,完满地完成了许多谍报任务,包括营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发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并及时上报等,在那段特殊时期避免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的被捕,为党中央机构挽回了巨大损失。而在1933年奉命“脱党”后,成功经营为“上海名媛”的黄慕兰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等身份持续为上海的地下工作提供资源与情报;之后的抗战时期,身陷“孤岛”上海的黄慕兰也时刻响应着中共的秘密指令,帮助完成了著名的“省港大营救”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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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我生性好强,对中央的信赖从未动摇,一贯迎着困难上,从不消极颓丧,处逆境而能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这是我一生的长处,也是我得以健康长寿的唯一保健秘诀。”这是黄慕兰在其109岁大寿时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为完成各项情报穿梭于大城小巷的黄慕兰、十里洋场里一面风光一面斡旋的黄慕兰,动荡的革命年代奉献出一己“星星之火”的黄慕兰,都值得我们的尊重和敬畏。

回顾这位传奇的长寿老人的一生,我们可以说她是独立的果敢的个体,也是怀抱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的人民的一份子。“黄慕兰”这个词条背后值得大家讨论的内容实在太多,可当她因为去世而再次进入广大公众视域时,却被辗转传播中打上了“美女间谍”、“交际花特工”等标签;而她与四位丈夫的情感分合,也似乎成为各大纪念文字里不可或缺的噱头。的确,这些既做到了“相对客观”又恰好在可以赚够关注度的同时满足闲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新闻的确是“聪明人”的选择。但或许,这些聪明人们在用千篇一律干巴巴的文字悼念这位女性时,在形成的各类擦边球舆论中早就将这份情感变了质。

其实,早在几年前出版自传时,尚在世的黄慕兰女士和其家人就严肃反对过编辑以其照片作为封面及噱头的宣传方式,并称“用‘美人’做卖点让黄老和家人很受伤,因此绝不会同意用‘美人照’招揽读者”。因此,在悼念老人逝世的特殊场合,还请各类聪明人适当愚笨一些,让我们在这个严肃的场合奉上我们专注而深情的悼念。

侠女随得春风去,尚有信仰万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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