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代外交传奇结束了。

5月9日,钱其琛辞世,享年90岁。

过去30多年中,中国外交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钱其琛主掌中国外交的时候,凭借着灵活的手腕,他沉着冷静左右腾挪,展现了高超的外交功夫,极大地改善了中国“黑云压城”的外交困境。

所以,新华社的报道,评价他是中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而在西方人眼里,他则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外交教父”级人物。

他也是除周总理外,中国级别最高的外交官。他是职业外交官不假,他后来更是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副总理、政治局委员。

钱其琛之后,中国外交更加精彩。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领袖外交的成功,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大开大合,但有时又不拘一格,由此开创了中国外交的全新局面。

但领导人也格外得忙碌,格外得辛苦。在这个大变局时代,既需要大放异彩的领袖外交,其实也呼唤着钱其琛式的超级外长,而不是亦步亦趋的外交匠和免费的钙片。只有这样,中国外交才会更加顺畅,取得更大成就。

但有意思的是,有朋友就调侃说,在其他国家外事活动中,外长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懒一点的,也是仅次于最高执政者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但在中国,有的时候,外长活动,要在“等”字来寻找。

比如,在新闻联播中,重要新闻的最后一句,经常是是“政策研究室主任王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栗同志、国务委员杨同志等”出席会见,实际出场的外长,就浓缩在这个“等”字中。

这自然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虽然外交部在政府系统中列头牌,外长在各部长中也是头号出场,但在整个政治架构中,外长只是部级,上面还有众多的副国级——包括副总理、国务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也包括实际影响力相对较小的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

中国讲究论资排辈,级别低的排到级别高的前面,古代称僭越,严重的可以杀头抄家;在我们邻国,也是重罪,张成泽被杀,一条罪状就是拍手不积极、走路要走到前面;当然,我们国家不会这么封建僵化,但搞错官场顺序,总也是一种政治幼稚病。

所以,在外交场合,外长名字出现在“等”中,也就顺理成章。

当然,在外长之上,还有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即王毅外长之上,还有杨洁篪国委,他才是真正的外交一把手。但在钱其琛之后,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在政治序列中,低于众多的政治局委员,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东等地的一把手。

也就是说,如果与这些地方首长共同会见外宾,外宾首先要握的,是这些地方首长的手,然后才是杨国委的手,至于王外长,您别着急,还得多等一会。

(二)

中国的国情,此文不作讨论,自有其合理之处。

但当前国际风云变幻,东海南海一度风高浪急,“一带一路”正影响世界格局,半岛局势更空前紧张,外交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吃重。不然,一把手也不会在国内事务缠身之际,还抽出大量时间从事国际外交,真的不是一般的努力和辛苦!

缺乏一个超级外长的结果,造成的是外交的实际不对等,让外宾们也吃够了苦头。

比如,在美国,主管外交的国务卿,在整个政治序列中是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和众议长的第四号人物,实权上更只在总统之下,属于美国最高决策层,如果放在中国,至少也是常委级人士。

中美外长会谈,表面看很对等,都是主管外交的两国部长级官员在会谈;但实际则好像是美国的常委级人士,在与中国的部长会谈。自然,也就不大可能在这样的会谈中取得重大成果。

当年的“中国通”保尔森出任美国财长后,正是看到中国政治的特殊性,搞出了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演变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现在的全面经济对话)。

说起来,保尔森还真是贴心,这样一来,这样主管工作的副总理、国务委员都包含在内,也省去了中国部长在会谈后再去请示汇报,自然也更容易取得成果。

中美之间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举凡当今世界的其他大国,除了一把手外(总统制是总统,议会制是总理或首相),在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往往都是外长。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现在已是德国总统了),都是国际政坛赫赫有名的人物,但中国王外长,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却更多时候默默无闻,有时领导人会谈的长条桌,他只能坐在最靠边的位置,在新闻中也只能被概括在“等”里。

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决策缓慢,层层请示,最后往往还得最高领导拍板。这也意味着第一把手会格外劳累,干了本应其他人帮助干的活。

这在一般时期,弊端可能还不明显;但在国际大变局、中国回归世界中心舞台之际,中国虽然领袖外交大放光彩外,其他外交领域显得过于保守和缺少亮点,这不仅与中国的国际外交地位不相称,也成了中国外交的一个软肋。

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热传,说外交部都是一帮翻译在掌权,所以中国外交表现得很窝囊。据说,以前外交部还经常能收到免费的钙片。

这完全是不懂装懂、胡口乱言。中国毕竟不是美国,中文听得懂的外国政要,全世界也没几个。没有好的外文功底,就显然不能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但时代呼唤中国的大外交家,而不是外交匠,这是对的,但这与外语没什么关系,与体制机制则有一定渊源。

建国60余年来,堪称中国大外交家的最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周总理,他的风采和能力,很多外国领导人都仰慕不已,但他是总理身份兼任外交部长;另一个,就是刚去世的钱其琛,他虽然是外长,但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他们能在外交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既与他们杰出的外交才能有关,也不能说与他们特殊的超级外长身份没有一点关系。

在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际,外交届如果都是庸碌之辈,显然是愧对于这个时代的。这就需要对外交体制进行深层次改革,催生出中国的超级外交部长、大外交家。

所谓超级外长,在其他国家也就是常识而已。

(三)

当然,如果要说目前的外交体制的优点,也是明显的。

不管王外长还是杨国委,如果访美,对应的官员只有一个——国务卿!

但美国国务卿来华,对应的官员,却能让他们傻眼。

比如在奥巴马时代,好几次美国国务卿克里来访,短短一两天的行程,需先会见中国的外长(职务上对等),然后是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实际事务对等),然后是总理(政治地位接近),然后拜见最高领导人,有时考虑到敏感的军事关系,还得会见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

重要的话虽说要说三遍,但克里的车轱辘话,说了远不止三次,到最后,他能口吐莲花的舌头,应该都要说麻木了。

本来还想要抬高要价,一看这批斗架势,我好歹还是聪明一点,先软下来吧。

估计,离开中国之时,美国国务卿心里都在犯嘀咕:你们中国人真是存心的,每次都有这么多不得不见的官员,这是在搞车轮战啊!

唯一的遗憾,现在的中国外交官,好像很少能收到免费的钙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