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却不得不跟我一同建设……-青年力

张千帆先生这几天“火”了。有意思的是,这次火并不是因为张先生有什么新作,而是因为他的一篇旧文《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此文洋洋洒洒数万字,据说是北大公开课的演讲稿。

在这里,我必须向北大的学生们表示敬佩。他们居然能够踏踏实实的把这个演讲听完,在求学方面的耐心确实不是我所能比拟的。怪不得我考不上北大。我就没有逐字逐句看完这个东西的耐性。原因很简单,好比吃鸡蛋,如果磕开口就闻到臭味,我就绝不会把整个鸡蛋吃下肚子去。

当然,具体到这篇文章,虽然我没有完整的吃下去,但好歹把玩观摩了一番。算是了解了一个大概其。看完以后,有几句话实在是不吐不快。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一磕开这个鸡蛋就知道它是臭的。

在文章开篇,张先生语重心长甚至是痛心疾首的说道:“2011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正陷于不可自拔的专制及其必然带来的官僚腐败和社会危机。”

如果您被这句话所吸引,相信了这句话。那么毫无疑问,张先生后边绝大多数话是成立的。然而恰恰是在这开篇的第一句话里,张先生玩了一个诡辩术中最常用的小花招:偷换概念。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什么是所谓“专制”吧。这个词的定义是:最高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从广义上讲,是部分个体统治管理所有个体的政治制度。纵观张先生全文,毫无疑问,张先生把广义的专制带入到狭义的专制中去了。把狭义专制制度引起的全部恶果毫无保留的扣到当今中国的头上。

什么臣民啦、奴性啦、恶法啦、好战啦,等等等等。说得不亦乐乎。似乎共产党一党执政就是专制,就是狭义的“独自掌管政权”.

但是张先生在这里却不肯提起,中国共产党有超过八千万名党员和八千万名团员,仅这两者相加就超过一亿七千万人,远多于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更不肯提起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从这一亿多人中选举出来的。不会告诉大家,无论与西方世界有多少不同,中国的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主制度。

有人会认为中国的民主做的还不够好。那么问题在于制度落实,而不在于制度设置。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广完善,而不是一脚踢倒从头再来。这点我赞同,毫无疑义的赞同。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拍着胸脯说自己的民主已经尽善尽美了。

但张先生的演讲中却把一切问题归于现行制度本身。把中国现行体制说成是“不民主”的,跟“民主”对立的。反复向听众和读者强调,只要“民主”了,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张先生玩了诡辩术的另一个花招,就是“以偏概全”.把个别社会现象夸大成全社会共有的普遍问题,再把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的恶果极致化。略加推演,就得到全部中国人都有“奴性”,并且“道德沦丧”,说中国是个“臣民社会”这个结论。进而把中国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努力说成是“暴力压迫人民”.

果真如此吗?如果您真的相信了他的话,我请求您睁开眼睛看看自己身边吧。张先生演讲中给“臣民社会”中的中国人画了一幅像,是“无耻、懦弱、激进、轻狂、好战、势利”.各位自己是这样的人吗?你们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吗?

人性中固有弱点,很多人性的缺点在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一点影子。但那并不说明我们就是张先生所说的,集所有劣根性与一身的人。这些问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中都能找到,并不是我们所独有的。

同时,有执行力并不是无耻,个人利益向集体利益让步并不是懦弱,仗义执言并不是激进,坚定自信并不是轻狂,不肯忍受屈辱并不是好战,处事圆柔并不是势利。张先生把多种人性特质提炼出来,单单给中国人打上负面标签,很明显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讨论问题,而是简单的政治灌输。

演讲稿中提到的种种最终必然导致灭亡的社会负面情况,也不过是“以偏概全”这种花招的另一次呈现而已。

同时,张先生在演讲稿中还采用了“诉诸无效”这个诡辩术伎俩。比如在提到城管、小贩之争的时候,他把城管管理小贩的法律称为“恶法”,认为应该“挑战恶法的合法性”.

我很难相信,这样的话竟然出自一位法学家之口。因为作为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张先生,应该更清楚中国每部法律都是由法学家反复讨论,并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张先生这一句轻飘飘的话,就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整个中国法学界,和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打成了专门制定恶法与群众做对的坏人。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张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只有这么做,他把中国现行制度说成必须推倒的专制制度的说法才能成立,否则,如果他承认中国有法制,中国法律有约束力,他一切论证就都成了泡影。

“含糊其辞”是张先生用的另外一个诡辩术花招。讲了一大堆社会问题,把中国人全都塑造成“奴才”之后,张先生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可谓不全面。什么人格复兴、道德重建,什么契约精神、权利保障。说得妙口生花。然而洋洋洒洒眼花缭乱的数千字,却完全是虚无缥缈的画大饼,没有一丝一毫的实际可操作手段在内。

这简直与宗教所说的“信XX得上天堂、得享极乐”如出一辙。跟文革中常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把上帝、安拉和佛祖换成了民主,把阶级斗争换成了宪政而已。言至此处,张先生跟卖狗皮膏药的也没什么分别了。

整篇文章看下来,张先生在这篇演讲可谓极其成功。他的诡辩术运用可以当作教科书案例来使用。在这次演讲中,张先生完美的给当今中国社会当了一把算命先生。他张口一句“你有血光之灾”吓住听众,然后一通令人眼花缭乱的东拉西扯,把头疼脑热说成病入膏肓。最终抽出一张写着“民主”的黄表纸,告诉中国:买了这个吧,买了这个你的病就有救了。拿出一副刻着“宪政”的拐杖,告诉中国:拄拐。

实际上呢?“你跺你也麻”.

我不会给张先生扣一个“敌对势力”的大帽子。那不是讨论问题,而是诡辩术的另一个伎俩“污名辩论”.张先生是中国法学会宪法学会副会长,我愿意相信,张先生的内心深处其实希望中国更好。相信张先生虽然字字句句都在诡辩,但他的本意也许并不是想推墙沉船。

就好像我虽然反感张先生这篇诡辩之词,但改变不了张先生这种人在中国法律界很有市场的现状一样。我同样知道,张先生无论怎么憎恨现行体制,也没法推翻这个制度。只能在这个制度之下领工资、做工作。只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就是喜欢张先生看不惯这个制度,却不得不跟我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