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去殖民化,是殖民地摆脱殖民统治后的一般做法。去殖民化亦是中国香港回归后理应早做而未做的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如今,香港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也即在于香港去殖民化工作基本空白的后果。

由于长期的外国殖民统治,重新收复的地方,一定要经过去殖民化,这是世界的通例。因为长期的外国殖民统治,积累了很多外国殖民者的的走狗,跟班,资本家等,没有去掉的话,他们的政治能力还很大,如不及时给予打击、彻底消除殖民思想的影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意识将会带来诸多问题,甚至造成极大灾难。

【提要】一、为何回归之后北京则始终无法在香港社会建立起管治权威?由于历史的因缘造成的“恐共”、“拒共”心理,使得香港社会并未完全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

二、在回归之前,由于香港社会习惯性对内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长期的“拒共”宣传,使得香港的舆论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扭曲。

三、香港社会却始终沉迷在其令人骄傲的过去无法自拔,始终拒绝认识到中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

四、中央政府也应在观念上改变把香港视为“敌占区”的惯性思维,把中央在港的各方面协调工作正常化,这也有利于中央在港主权和治权的落实。

未彻底去殖民化的香港如何走出政治困局?-青年力2017年2月22日晚,香港警察员佐级协会和警务督察协会在香港旺角警察体育游乐会举行集会,支持因在“占中”期间涉嫌袭击袭警人士而被判入狱2年的七名香港警察。按《南华早报》数据,共有约3.3万现役警员和退休警员参加。

中国共产党的对港工作方針,从一开始起就蕴含着自信的元素。1974年5月25日,年迈的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曾对香港问题做过最后的交代。中共中央档案馆保留的谈话稿上准确留下了这样的纪录:

【毛泽东:“都成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香港问题所采取的对港英殖民统治“暂时不动”的方针,乃是以三个方面的自信为基础。

第一,北京自信在军事力量上具有确保香港领土地位的能力。

第二,在对港工作上,北京具有英国政府和港英政权必然同中国政府合作的自信。

第三,在香港的未来地位上,毛泽东自信下一代中国领导人必然会找到妥善办法适时收回香港。

在这样的政治自信下,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余年时间里,“一动不如一静”,充分利用了香港作为东西方阵营沟通桥梁的作用,安然渡过了冷战的最险峻时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直接主导了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祖国的谈判,并最终确定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战略构思。“一国两制”的总体设计亦是基于北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所具有的四方面自信。

第一,在中英谈判过程中,北京曾反复表示具有以各种可能方式收回香港主权的完全自信。这也是中英谈判的基础。

第二,北京领导人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自信;他们相信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内地和香港的经济与制度落差将会极大缩小或者不复存在,在当时而言这是非同寻常的预见。

第三,北京对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繁荣不会损及中国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信。

第四,北京也对于中国政府能够管控香港的政治发展、“爱国爱港”力量能够管理好香港本地事务具有自信。

1997年之后,中央领导集体延续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思想,落实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并顺利实现了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创立与初步运作。这都是在自信基础上得以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

随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政治自信进一步成为习近平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标志性特征。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01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澳门大学、并参加学生沙龙时指出,

【“我的体会,要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

这是北京领导人郑重对青年一代提出“民族文化自信”的问题。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乐章中的最强音符。

在这个新的高度强调自信的年代,“一国两制”和香港管治同样面临新的变局。

首先,对于“一国”与“两制”的关系问题,过去北京刻意避免提及,现在则亟需做出厘清。在自信时代,“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本身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也就是中国整体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不可能继续允许任何人将之变作抵抗中国整体政治秩序、甚至颠覆中国基本政治秩序的武器。

第二,在自信时代,“两制”之间的关系也亟待厘清。随着时代的变化、“两制”之间的差别和落差急速减小,特别是在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大局下,“两制”之间在北京看来已逐渐不再是谁比谁优越、谁向谁学习、谁要取代谁的师生或者对抗关系,而应该是互通有无、互为补充、取长补短的合作关系。随着中国主体政治体系的自信程度不断高涨,“两制”之间关系亦将进入合作则双赢、对抗则俱损的新阶段。

第三,在自信时代,北京会进一步强调“两制”得以存续和扩展的先决条件是香港社会对“一国”的承认和尊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实行特殊管理制度的特别行政区,接受和维护国家的主体政治秩序自然被北京看作是香港社会的责任,也是北京与香港之间建构政治信任的基石。因此,在此变局之下,唯有建立起中央权力与香港社会之间的高度政治信任,“两制”之间的回旋余地才会更大,“自治”空间才会更灵活,“港人治港”也才能落实得更有效。舍此一端,别无他途。

要构建新的政治信任的基础,关键就在于香港社会能否在未来的时间里与北京建立起健康及良好的工作关系;沟通与交流永远是重建互信的第一步。而欲建立健康及良好的工作关系,转变观念或许是其中最基础的步骤。就香港而言,这起码关涉到三方面观念的改变:

第一,香港社会亟需改变自己面对国家主体政治秩序时的历史优越感和或有或无的不以为然心态。回归后的香港,政治上不应再继续是西方国家阵营的一员,而是标准的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不可也无法逆转的政治现实。“一国两制”的安排尊重两制之间的历史差异,但并非意在两制之间区分高下。实际上,今天的国际政治学界已经普遍承认,制度发展本身就是多进程、多通路的,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在平等、互信和互相尊重的观念下以合作态度处理两制之间的关系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最优选择。

第二,香港社会亟需改变或明或暗的以“高度自治”来抵抗中国影响力、抵制北京管治的观念和做法。既然北京有自信允许香港实行与国家主体不一样的制度,就不会尝试让香港“大陆化”或者强行转变为所谓“一国一制”。香港社会亦需要以高度自信来践行“一国两制”,敞开胸襟展开与国家主体部分交流与合作。僵持于过去的成见,不能展望未来,香港则永远无法前进。

第三,香港社会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经过漫长的殖民统治,香港社会对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回归多年以来,由于香港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解殖”工作,本地华人菁英阶层的某些人始终不能放弃以高等华人自居的态度,在西方和中国内地面前都无法以平等姿态、不卑不亢地处理彼此关系。

香港与北京若要在自信年代彼此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香港社会政治观念的转变是最基础、亦是最重要的工作,应当及早着手进行。而香港的本地知识菁英、文化菁英和媒体菁英应以本着对香港未来负责的态度,在这一进程中放下成见、率先垂范,起到引领而非阻碍的作用。

核心问题

正如前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及香港政治走出困境,核心问题在于香港社会如何处理与中央权力的关系。未来,最有利于京港双方的做法显然是通过建立起彼此之间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和睦共处的工作关系,来逐步恢复和重建中央权力与边陲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从而为“一国两制”的存续和特区自治空间的扩展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和气氛。

在这一方面要达至目标,特别需要处理好三组关系。

其一,是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其二,是香港社会与特区政府的关系。

其三,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香港社会是否能够建立起中国国家认同及切实响应中央对于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关切。香港社会与特区政府的关系,主要关涉特区政府能否获得香港社会的认可、能否与香港社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并通过与社会各层面的合作逐步改善管治质素。

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则关涉如何处理好“一国”原则下“两制”关系的问题。特区政府作为代表香港社会的执政者,是否能够具有政治意愿及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北京所关注的领土统一、国家安全、政权稳固和发展利益。同时,是否能够把维护中央权力的核心利益与维护香港社会的根本利益(包括但不限于法定权利与自由、核心价值、生活方式、法治、资本主义制度及高度自治)统一起来,以智慧消解两方面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和潜在矛盾。无论未来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何改革,作为完全由港人组成的、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地方政府,特区政府对于重建香港社会与中央权力之间的政治互信责无旁贷。特区政府尤其需要在建立中国国家认同、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和尊重北京在港主权及治权方面为香港社会做出表率。唯有如此,“一国两制”才能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在二十一世纪,香港作为特殊的金融中心和国际发达城市,希望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获得更大自治空间、维护自身制度与生活方式的特殊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在新的形势下践行“一国两制”的可行道路。但是,“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得以巩固和扩展,先决条件必然是香港与北京之间的政治信任得以充分恢复与重构。未来要重建京港之间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政治信任,以下五个方面的基础政治条件恐怕是必须得到满足的。

第一,香港主流社会承认并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

在殖民地时期,香港华人社会对殖民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感,但从总体上讲对于殖民地的政治秩序和管治结构是认可和接受的。为何回归之后北京则始终无法在香港社会建立起管治权威?这恐怕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造成的“恐共”、“拒共”心理,使得香港社会并未完全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但另一方面也与殖民地政府和回归后香港媒体多年以来对内地的“妖魔化”宣传有莫大关系。

实际上,承认和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和北京对香港的主权权威,对于香港的自治空间,不但无损而且有益。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国”这个指定动作做好了,“两制”才有更大和更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在“一国”的问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北京和特区政府的注意力都会被牵制到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来,因而无益于解决香港所面临的其他更加紧迫的“在地”议题,特别是民生议题。

而判断香港社会是否已经承认并接受中国主体的政治秩序,五项关键要素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香港特区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统一性是否稳固、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否得到拥戴、国家主体政治秩序是否得到维护、国家代表标志物是否得到尊重,以及中央政府在港依法行使主权和治权的权威是否得到确立。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对于衡量和分析香港社会对于国家主体政治秩序的接受度具有重要的标尺意义。

第二,香港主流华人社会建立起稳固的中国国家认同。

对统一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理应是香港社会顺利完成回归过程的必然成果。香港社会同中央政府信任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亦在于此,无此基础和前提则信任不复存在。因此,在未来的香港政治中,任何希望香港政治走出困局的人士,都需要在国家认同的构建方面做促进者、而不是障碍物、甚至促退者。

在香港已经不可逆转地回归中国版图的情况下,建立对中国国家的政治认同对香港巩固其国际地位和继续发挥其经济优势都是必要条件。特别是,稳固的中国国家认同也是中央权力对于香港未来发展进行定位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巩固的国家认同,香港只会成为外资从中国经济体上吸血的管道,如何能够成为令中国信任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这也是北京迄今从未把香港定位为国家级金融中心的主要顾虑之一。要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就须要尽快、全面、有效地在全香港的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和形式多样的国民身份认同教育,从源头开始建立起香港未来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无论政治派别或意识形态分野,一切对香港的前途命运负责的人士都应该积极支持和促进国民教育在香港特区的尽速展开。

第三,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承担起政治和宪制责任。

香港是位处中国大陆南部边疆的特殊城市。香港独特的历史造就了今天香港极为复杂的社情、民情。若要同中央权力在未来重建高度的政治信任,香港社会就须要在维护国家主体的政权安全和国土安全方面积极承担起政治和宪制责任。

实际上,基本法已经授权给香港特区按照自己的法治传统“量身订做”国家安全的立法;未来这一立法过程将由香港特区自行主导、开展广泛的公众咨询、受香港社会全方位监督,不应也不会允许损害香港市民言论、集会、结社、示威、游行等既有的权利和自由的情况发生。只要香港社会真心实意愿意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相信一定能够在基本法二十三条的框架下寻找到国家利益与香港特殊性之间最佳的平衡点和达成政治共识,早日完成此项工作。

当然,立法只是第一步。国家安全立法不应该仅仅成为象征性的“纸老虎”,而需要特区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严格依法办事,对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予以惩处。只有在立法和执行两方面都具有实质效力的国家安全机制,才能真正体现出香港社会维护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决心,有效响应北京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关切,这也是恢复和重建政治信任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一工作始终被香港社会延宕、而北京最终不得不决定自行采取相关措施的话,那么不但无助于恢复信任,反而会对香港已有的自治空间造成大的损害。

第四,“逢中必反”的舆论环境得到根本性转变。

香港是享有高度信息和表达自由的地区。在回归之前,由于香港社会习惯性对内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长期的“拒共”宣传,使得香港的舆论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扭曲。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若论“反中”、“反华”言论发表的密度和数量最高的地区,香港应“当之无愧”地居于前列。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香港社会的大众媒体以竞相报导中国内地的阴暗面为己任,“逢中必反”,对中国内地的方方面面极尽“妖魔化”之能事。当然,对负面新闻的关注是大众传媒的天性;但是,如此集中地对自己的主权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轰炸式”的丑化报导,这是世界罕见的。出于爱护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独特性的善意,1997年以来北京对此保持了极大克制。但这样的舆论环境如果在未来长期不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不但中央与香港社会之间难以形成信任关系,而且对于“一国两制”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第五,以“拒中”为标志的社会心态有明显改观,暴力和激进化的“抗中”及“港独”行为得到有效遏止。

回归以来,尽管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世界各国(包括香港的前殖民者英国)都已经开始在新的层面上、以新的姿态同中国展开双边和多边交往;但奇怪的是香港社会却始终沉迷在其令人骄傲的过去无法自拔,始终拒绝认识到中国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因此,香港社会对内地的社会心态在今天仍然体现出浓厚的“冷战”味道,以“反共”、“防共”为主旨。

同时,香港社会一部分人不但沉迷在过往的优越感,还不断寻找新的优越感。在此过程中,年轻一代耳闻目睹,对于内地的情绪也极为负面,并开始逐渐把“抗中”行动向暴力化和激进化的方向发展。日益激烈的“反中”情绪和“抗中”行动又被某些政治派别操弄和放大,被社会其他成员默许和姑息,甚至放任和纵容。这些情况都是根本上不利于中央和香港之间建立互信关系的。

未来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首先就需要特区政府正视“反中”思潮对香港的政治生态的巨大破坏力量、正视激进和暴力化的“抗中”行动对“一国两制”下自治空间的摧毁性危害。如果香港社会的“拒中”的社会心态不能得到明显改观,暴力和激进的“抗中”甚至“港独”行动不能得到彻底的遏止,北京将始终无法消除对香港社会的政治和安全顾虑,因而只能对“一国两制”下的治理空间进行更为密切的监督和管束。如果那样的话,香港的政治只能在困局中越陷越深。

总而言之,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取决于香港社会本身。把希望寄托在内地政治现实和国家根本政治秩序的所谓“突变”之上,绝非对香港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态度。试图把“一国两制”这个充分体现政治自信、合作和信任的制度安排变作为“反中”、“抗共”的武器,更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正是这些不知所谓的政治理念,在过去的十数年间引导着香港政治的公共讨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大众传媒和青年学生。这是非常不幸的局面。

面向未来,要解开香港政治所面临的困局,就必须认识到:“一国两制”是一个高度交互式的制度安排。中央和香港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香港主流社会的中国国家认同越稳固、特区对中央的底线关切和核心利益的维护越坚决、特区政府和社会对国家安全的保障越有效,特区所拥有的“高度自治”的高度也就越高、自治空间就越广阔、来自中央的政治约束也就越宽松、特区政制民主化的道路也就会越通畅。香港回归祖国十八年来的历史已经完全印证了本书的这一核心论点;而未来几十年间的香港政治,或乱或治,也必然会遵循这个逻辑向好或向坏的方向发展演变。“一国两制”的未来,真真确确系于香港社会的一念之间。

主权的能见度

未来香港政治要向前行,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之间要重建互信,另一个非常重要、不能回避的议题就是如何增强中央政府在港的主权与治权能见度的问题。中央在港主权与治权的能见度问题是香港回归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和细致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未来必须要提到落实“一国两制”的日程上来。

在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下,港英殖民地政府作为英国政府的派出机构,在政治和行政上听命于伦敦;虽然殖民地与伦敦之间时有政策上的分歧与争论,但这种争议与英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争斗毫无二致,并非某些人士所宣称的“殖民地政府”为香港谋取利益。

实际上,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成本最低的条件下为宗主国产出和贡献尽量多的物质价值。伦敦与港督或者在施政路线上会有所分歧,但在执行和捍卫英帝国这一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殖民政府基本没有在地性,也有意同其管治下的本地华人社会保持了相当程度的隔离。

由于港英殖民政府本身就是英国所宣称的“主权”和实际执掌的“治权”的代表和象征,殖民地政府也是英国政府的直属组成部分,伦敦英帝国政府并不需要在香港保持高能见度的存在。但即便如此,英国政府仍然通过对港督和驻港英军司令的任免、英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访港、英国君主的到访、英国国家标志的展示和英国国家仪式的举行等不同方式在香港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宣示其作为自我声称的“主权者”的存在。

回归之后,香港的治理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7年之后,香港已经不再由主权者直接派出政府来进行日常管治;相反,中国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对于本地自治事务是通过一个由本地华人社会自行产生、主要由本地华人社会组成以及为香港社会服务的地方政府来实行间接治理。

这样,就将原来的单层式的权力结构变成了新的双层结构。在新的双层结构里,对香港进行管治的既有代表主权和中央治权的中央政府、又有负责代表本地社会处理特区行政、立法和司法事务的特区政府,中央政府还依照基本法对执掌日常管理工作的特区政府施政进行监督。在这样的状况下,特区政府有着很强的地方性、小区性和局限性,未必能完全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存在和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核心利益。中央权力在香港的能见度问题理当成为香港管治中的重要事项。

港英殖民地时期,北京在香港的工作曾面临极为困难的处境,代表中央政治存在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政治活动空间受到殖民地政府的重重限制,因此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对港工作在历史上被迫采取了以隐蔽工作和秘密工作为主的作风;由于体制上的惯性,这一习惯也在香港回归之后被保留和继承下来,一时之间也难以得到及时调整。

同时,在落实“一国两制”的最初阶段,中央政府对于自身在香港的能见度问题亦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这主要是为了保持香港特区在回归之初政治运作上的连续性,避免因过分刺激香港社会而引起震荡。

因此,在回归之初,即便是公开代表中央政府在港存在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后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也有意尽量避免在社会上进行频繁的公开活动,力图把政治舞台完全交给特区政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也保持在外交专业领域内处理涉港的外交问题、管理各国驻港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的驻港代表机构,鲜少对香港社会公开发言。作为中国主权直接象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更是采取政治上的绝对低调,实行全封闭管理,成为香港市民口中的“隐形部队”,与殖民地时期驻港英军的做派大相径庭。中央政府做出这样姿态的目的是为了照顾香港的历史和现实状况,释放善意,保证回归及过渡期之后香港社会的安宁。故而在回归之初,中央政府在香港社会始终保持了较低的能见度。

在回归初期中央政府在港采政治低调的作法是必要的,实践证明也有利于新生的香港特区保持政治稳定,同时避免了香港社会因回归而可能产生的恐慌情绪。然而,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日常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缺席”,对于“一国两制”的落实恐怕也存在一些隐忧。

首先,北京在香港的存在能见度低、地位不明确,可能令中央在港的主权得不到彰显,对于香港潜在的分离和颠覆势力亦很难起到警示作用,双方极易发生政治误判。

其次,北京在香港的低能见度亦可能导致中央在港的治权被有意无意地否定和忽视,高度自治下的香港有发展成为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的隐忧。但更主要的是,香港社会也“习惯成自然”,形成了对于“一国两制”下自治空间的过大预期。

再次,北京的低能见度,不但没有令“一国两制”运行顺畅,反而使得中央政府所关注的核心利益和底线事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不到适切及有效的表达和维护。

第四,北京的低能见度使得香港公共领域中“反中”情绪日渐加强,京港政治信任关系受到破坏,香港主流社会无法构建起国家政治认同。

第五,中央政府的低能见度也使得特区政府在大量的政治工作上失去依止,亦缺乏来自北京的直接支持,特区政府在涉及内地与香港关系的问题上尤其举步维艰、动辄得咎,施政十分困难。

伴随着今天香港政治和社会形势的新变化,中央政府于回归之初在香港保持低能见度的做法,对于香港的长治久安而言已越来越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在香港的能见度适宜有所提高。这一方面能够起到政治“定心丸”的作用,由中央政府为“一国两制”画出清晰界线和订立坚实的底线,纠正香港社会以“两制”对抗“一国”的不正当观念;另一方面能够起到政治“保护闸”的作用,为中央在港的核心利益和底线关切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北京在港的政治顾虑,使京港之间得以从头开始、重建政治互信。

中央政府在港的政治能见度至少在不少方面存在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中央驻港机构和国务院对港工作部门作为中央在港的主权与治权的执行机构,在代表中央行使权力和进行工作宜逐步改变历史上过于强调低能见度的趋向,实现对港和治港工作的公开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是中央的驻港最高机关,亟需在政治上“脱敏”,积极面向香港社会,落实中央权力在香港的日常存在。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代表中央处理香港和涉港外交事务、管理驻港外交和领事机构,这既是国家外交主权的直接体现,也是特区管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部驻港公署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也适宜因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提高能见度,使香港社会及时获得关于特区对外事务的权威信息,并在突发事件、领事保护、应急救灾等方面加强与香港社会的直接接触和沟通,彰显国家在香港的外交存在。

同时,在香港举行国家礼仪活动,及展示国家标志(国旗、国歌、国徽、国家领导人肖像等),既是培养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主权在香港能见度的重要途径。

北京在港行使主权和治权,往往需要协调各方政治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似宜摒弃“密室政治”、收风传话、“中间人”政治等传统做法,而更多地利用公共空间、公开活动和公众媒介,直接、清晰地向香港社会传递中央政府的想法和声音,赢得社会的支持。在过往的对港工作中,中央为了避免与港英政权发生直接冲突,往往习惯于通过不公开的活动和中间人的方式与香港社会各界(特别是反对派势力)打交道、搜集情况和传递信息。

这种工作方式实践证明在回归前和回归初期有利于香港的顺利回归和“一国两制”的落实。但是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对香港的主权与治权的行使者,应该尽速完成从隐蔽工作到公开履职的转变。特别是通过香港本地中间人进行信息的搜集和传递,尤其容易出现信息失真和误判,也不利于及时、准确表达中央政府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应该予以转变。总之,中央政府也应在观念上改变把香港视为“敌占区”的惯性思维,把中央在港的各方面协调工作正常化,这也有利于中央在港主权和治权的落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是中央在港主权的直接体现,也是香港特区防卫任务的直接执行者,其在治港中的政治作用理宜得到发挥。解放军驻港部队是1993年1月8日奉中央军委命令组建,并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全面进驻香港、接管香港的防卫任务。驻港部队是中国对香港的国防主权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对港治权的行使者之一。

根据驻军法,香港驻军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安全;担负防卫勤务;管理军事设施;并承办有关的涉外军事事宜。香港的防卫事务是特区管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虽然驻港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区的地方事务,但驻军法第六条亦规定,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发生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者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香港驻军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因此,驻港部队在遂行特区治安勤务方面亦担负有法定角色。这些职责的履行,都属于中央在港政治能见度范畴,也是对中央在港权力的落实,如何进一步发挥驻港部队的政治作用,值得进一步思考。

香港的位置

在思考香港的未来时,人们往往会问:明天的香港在哪里?这关涉到香港在国际和国内两个舞台上的位置。对香港未来位置的判断,也影响到香港政治的走向和香港社会在同北京互动过程中的政治议价能力,以及中央和香港的关系向何处发展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香港取得的成就是骄人的。在一百多年的沧海桑田中,香港从一个海边渔村发展为世界级的都市,并仍将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保持这一领先地位,这毋庸置疑是香港未来位置的基础。斗转星移,从孙中山到邓小平,香港始终是中国仁人志士眼中内地需要学习的榜样与楷模。但是,也应该承认,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香港的经济已经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境地。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香港的经济腾飞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与香港人的精明能干相结合的产物,是所谓“可一不可再”的经历。因此,当东西方冷战对抗结束、中国内地也同样走向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全力融入世界市场时,香港曾经独一无二、傲视东亚的竞争力就必然遭逢到挑战。

第二,随着中国内地快速的发展进步,香港与中国内地在人才质素上的差距也在大幅度缩小,香港的人才优势岌岌可危。如果把内地和香港不同世代的人才进行对比的话,可以显然发现两地人才在受教育程度、国际化视野和专业质素等诸方面的差距均随时间推移在急速缩小,甚至逆转。随着八十年代中国留学政策的开放,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中的菁英份子远赴西方发达国家深造,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们已经成为国家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这些由十三亿人口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份子、经过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洗礼,所焕发出的竞争力是惊人的。

第三,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香港担负的中外之间的桥梁作用以及西方企业进入中国大陆的门户角色也被不断削弱。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直接交流快速发展起来后,香港担负的两岸之间中转站的角色亦大为减弱。这都影响了香港作为国际航运和亚洲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

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香港经济自身所存在的深层结构问题。港英和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放任地产财团垄断,造成世界罕见的房地产业独大现象,形成了香港经济十分畸形的发展结构,不但严重制约了香港的创新能力,而且也在社会上形成了炙热“炒”风;赚快钱成为社会风尚,而实体产业则少人问津,最终形成产业的空心化和泡沫化。特别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香港没有能够如同其他发达地区一样完成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这也大大限制了其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香港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始终没有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即便是港府声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内地和香港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也进展缓慢。实际上,随着香港政治形势的恶化和“反中”情绪的升温,北京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已经逐步采取多通道、全区位的战略,注重分散风险,而并不仅仅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工作限制在香港这个单一通道和舞台上。总体来讲,香港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在今天已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香港在中国版图中经济地位的变化,自然也反映在北京治港的主要关注因素上。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讲,香港是王室皇冠上的珍珠,因此香港是否能够在政治、军事成本最小的情况下为英国政府贡献足够的经济价值始终是伦敦和港英政府处理香港管治问题的基本考虑。实际上在“六七暴动”期间,港英政府曾经反复考虑并同伦敦商讨在局势恶化时即行撤离香港殖民地的问题,并为此制定了绝密的方案。但就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方面,经济上的考虑是次要的──因为香港并不向北京纳税,也不供养驻港部队,香港对于中国内地在经济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因为自由和法治而受到保障的经济体制、而非甚么具体的物质利益。在经济问题上,所谓香港“被规划”的说法似乎有点夸大其词。就利益而言,北京既没有摧毁香港自由、法治或者经济优势的目的与动力、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相反,北京之所以制定和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正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存香港的自由、法治及经济优势,因为只有这样的香港才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大局具有作用。

因而,1997年后,北京对于香港管治的底线基本是政治上的,即:回归后的香港只要能够保证不成为反华、反共的基地,北京并没有太多政治意愿对其施加不必要的影响和干预──毕竟两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联系已经足够密切,如果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顾虑得以消解、京港之间的政治互信能够重建,北京领导层想来也不愿在香港问题上被分散和牵扯过多精力。当然,在北京看来,也只有能够保障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香港才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进程起到积极作用。这个政治底线是高于其他任何经济和利益考虑的。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北京所秉持的这一政治底线大略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香港不能以任何形式叛离中国国土。这亦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分离主义行动将触碰中国的政治底线。

第二,香港不能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地。北京重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的前提就是后者所享有信息自由,因此北京支持香港特区具有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表达、新闻和出版自由。但北京的界限显然是香港不能在基本法所赋予的各项自由权利下成为颠覆组织的基地、联络站甚至是前进指挥部。

第三,香港不能成为内外反共和反华势力勾连的避风港,不能成为西方对华发动“颜*色*革*命”的桥头堡。

只要北京足以信任香港社会不会触碰这三条红线、并且香港社会亦有相应政治和法律手段对此做出保证,北京所能够给予香港的自治和民主化空间,甚至会大大高过今天香港人自己最好的想象。香港社会和政治人物如果对这一点没有清楚的认知,就很容易误判形势,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铸成大祸。

认受性建设

2014年发生的“占领运动”,如果仅仅从现实政治角度来讲,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运动之后,香港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里弥漫的挫败和无力感也相当显著。但是,若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和更加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占领运动”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运动催生了新的社会运动结构和社会运动网络。香港社会对现状不满的群体得以在新的平台上互通有无、集聚力量,为下一次的抗争活动做好准备。

第二,运动也是对整整一代香港年轻人的政治灌输。通过这次运动,香港既有的“民主化”和新生的“本土化”论述被传递到年轻一代,并被逐步激进化,势必成为未来特区管治的重要影响因子。

第三,运动完全破坏了香港社会同特区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进一步摧毁了香港社会的泛民主派以及受到泛民影响的青年群体同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尤其在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方式的深入民主化改革受到阻滞的情况下,“占领运动”之后特区政府的施政可想而知将会极为困难,而重建中央同香港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又谈何容易?

在这样困难的政治环境下,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特区政府的认受性建设将成为可以着手的第一步。未来,特区政府的认受性应该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中央信任、民众支持、政绩优良、公平正义。

中央信任,意味着特区政府能够获得北京的完全信任和授权,对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能够给予坚决维护,对损害北京底线关切事项和破坏北京核心利益的行为能够给予有效制止。

民众支持,意味着特区政府要能够得到香港主流社会通过定期选举活动所给予直接或间接的确认;行政长官也要能够深入基层,以柔性的管治手法争取民众支持。

政绩优良,意味着特区政府需要在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居民安居乐业方面实现一定的目标、做出成绩,并得到社会的认可。

公平正义,则意味着特区政府能够执政出以公心,照顾社会弱势群体,匡扶社会正义,清正廉洁,维护全社会的机会公平。

也只有这样一个能够获得香港大多数市民支持的特区政府,才能够真正维护北京的主权和治权,同时为香港提供良好管治,并舒缓“一国两制”下可能存在的政治张力。这样的香港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系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