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不受阻碍的言论自由被当作“珍宝般的道德价值”时,有哪些问题?这背后又关涉到了哪些更为关键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而言意味着什么?查特吉指出了言论自由的特定性——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脉络,在西方国家也包含着诸多限制。而在亚洲的语境中,言论自由有它更为具体的含义。这背后所昭示的问题在于,在居于变动的世界中,文化主权面对着新的挑战,世界慢慢生出新的结构,而昔日的知识亦需要重新撰写。

 言论自由:话语及内在问题

在2012年闭幕的年度联合国大会上,一些来自亚非地区的国家领袖提出了在国家主权与国际义务理脉中的文化价值的问题。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在谴责致使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害的那种暴力时,提及在许多国家中由某网络短片所引发的高分贝、时而暴力的抗议行动,那是一则编制于美国、透过YouTube流通的讪笑先知默罕默德的短片。然而,他也拒绝接受奥巴马总统在大会上所发表的捍卫这样一种观念的言论:即,视不受阻碍的自由言论为珍宝的道德价值。穆尔西说:“埃及尊重表达的自由,尊重的是那种不会被拿来激发仇恨、敌对的表达的自由。”他接着说:“我们期待他人,就如同他人期待我们,能够尊重我们的各种文化特质与宗教指涉,并且不会强加任何我们无法接受的观念或文化于我们身上。”伊朗、巴基斯坦与也门的总统也都在大会上提出相似的论点。文化相对主义及其限制的问题似乎又再一次地登上全球舞台。

在此,我们可以讨论该问题的许多富于争议的侧面。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指出,据称是普世人权的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在经历一段特定的历史后——即宗教的战争、反对教会与专制主义国家的种种斗争——才诞生于欧洲并受用于美国的。在这样的历史中,言论自由的提出紧扣着宗教改革与对宗教机构的批评,其他国家并不必然有相似的历程。

其二,我们也可指出,其实不同的西方国家对言论自由的权利都设有不同的限制:有些国家限制亵渎教会与法律的言论;也有些国家,言论自由的权利则受限于禁止诽谤、藐视法庭或扰乱和平之法;而所有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皆透过保护外交与军事机密的国家权利来限制言论自由的权利。然而,纵使将以言论自由之名提出的种种普同性主张视为当然,那也仅仅保障了公民反对国家的权利,即防止国家妨碍公民畅所欲言,无论言词多么愚蠢或可恶。它并不阻碍社会中不同权威,在特定机构或状况下,管控什么可说与什么不可说的作为。从而,在平面、广播电视或网络媒体上被允许的言论都为各组织制定的政策所调控;公共会议上能进行的发言由主办单位所控管;社交聚会中可被接受的言论为社会习俗谨慎地规管。众所皆知,亲密朋友聚会中可容忍的言论对陌生人来说可能是相当不能接受的;男人们饮酒欢聚的场合里所能接受的言论与做礼拜的人们的聚会天差地远。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不表示言论不受管控,它只意味着,国家不是那个进行控管的代理人罢了。所有西方国家都持续地争辩着,国家机关之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里,从家庭、到学校、到体育竞赛、到艺术、到公共辩论,关于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对言论进行限制,以及,关于不同社会权威控管言论权力的课题。人们时常点破,虽然美国有宪法保障的自由言论的权利,它对于什么话能公开说的控制比许多没有授予此宪制权利的国家还要大。

亚洲诸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国家时常明定对公共言论的种种限制,并且惩罚那些违规之人。其罪名有时可能是批评政府或当权的官员;有时则可能是违反社会习俗的体统或宗教信仰。因而,在许多国家,包括以自由言论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诸如印度等自由民主政体,污辱或散播对社群的仇恨的言论可以由国家禁止。无论违反的性质为何,这些国家权威所采取的管控举动,时常是争辩与批评的主题。因为尽管国家被视为是进行控管的权威,并不表示他的举动可以超越公共监察与辩论。这些争辩的郑重性以及它们改变国家作为的结果,对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来说是相当紧要的,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发生的更为广泛的政治辩论与运动的联系甚深。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与权力

在最新进的争议中浮上台面的议题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将他的文化价值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每一个民族国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国家的主权并且不得干预其内政,这是一个受《联合国宪章》认可的普遍原则。在文化的领域里,主权一般意指的是,国家试图控制那些跨过国界而来的印刷品或影像数据。因而,许多国家设有机关部门检察外国书籍、杂志、电影、电视节目,并且禁止那些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政治或文化内容。许多这类禁播禁刊的作法引发了国内外的争议。然而,一个新的困难随着互联网的通行而浮现:新的全球网络的速度与传播范围,使得国家政府要对那些透过网页传播的川流的文字与影像内容进行控制变得——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相当困难。国家机关显得无力或不愿去控管这些信息流,而其他可以施加稳定并且受人认可的自我规范作法于大众的社会权威犹未出现。就是在这样变动的情势中,有许多最新的关于全球理脉下文化与权力的争议发生。

尽管全球电子通信网络的新颖性及其尚无从控管的性质,看起来就是这许多争议直接的理脉,其实,近来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抱怨有其更深的根源。这个根源着生于全球权力的变化生成之中。与十九、二十世纪亚洲的反殖民运动中的防卫性的自我主张——抱怨自己是在诸文化宰制的帝国权力手下的受害者——有所不同,今日他们有更多的自信要在全球权力里寻求新的平衡,在其中,昨日的受害者将在形塑全球现代性的决策中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要求去重新定义现代性的文化内涵。

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化

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表象之下,目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只不过它的种种影响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才变得明朗。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兴起:柔性生产与积累,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其结果是,亚洲的诸新兴经济体变成了快速成长的工业生产的基地——它们透过商品出口到西方较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而得以加速——而此时,这些西方的经济体则在全球金融投机事业以及国内工人阶级的瓦解与委靡不振中食利。很快地,这些亚洲的经济体的成长变成依赖于对西方持续不断的出口贸易,而西方的诸经济体则鼓励消费者进行超出他们收入的借贷,以维持他们的消费水平。除此之外,西方的主要强权们,为了维持他们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政治优势,还透过巨额举债以支撑他们军事开支。这就是使近日欧美走向金融与债务危机的进程。

帕沙‧查特吉:“言论自由”迷思的背后-青年力帕沙‧查特吉:“言论自由”迷思的背后-青年力在全球化的表象之下,目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我无意去推测这场危机会在何时、以及如何可以解决。然而看起来,西方资本主义长达半世纪的持续增长的繁荣能力,似乎走到了终点。并且越来越明朗的是,已是不可避免的财政紧缩与生活水平下降将在西方世界的不同国家间,以及每一个国家之内,产生程度相当不同的冲击而散布开来。我们已经看见南欧国家为了避免欧元区(Eurozone)崩溃而首当其冲提出紧缩措施时面对冲击的情景。下面的一个可能性也绝不遥远:这些国家可能会不得不脱离欧元区,以避去承受种种——为挽救欧洲意识形态上的整体性而导致的——毁灭性与极度不平等的后果。面临这场西方近代史上前所未知的经济与社会大灾难,这些国家在社会和谐性与政治安宁面上会遭遇甚么样的后果呢?

不仅如此,在欧美衰退的经济权力相对于美国及北约组织(NATO)持续性与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之间,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一个巨大的不均衡。这将会对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学术文化宰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已经有种种迹象显示,美国与西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政治日益增长。这种民粹主义政治替这些国家的核心公民群体为维持其全球特权,而反对权力较弱者的自我肯定以及外国移民者的进入的种种行为寻求辩护。此等形式的政治可以主张越来越多地诉诸于发制人的攻击行动,包括推翻其他国家的政权并且进行军事占领。因而,民粹主义式的帝国主义以及排外恐慌可能会在西方兴起,其规模可能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情形相似。

另一方面,新兴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经济体所受到的冲击也是无法预期的。就如同资本主义在历史初期的发展,近期亚洲经济体的发展来自大规模的生计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工具产生剥离——也就是某种已被称为“剥夺式积累”的东西。但是这过程的种种效果,在今日无法以欧洲在十八、十九世纪那样用来应付所谓的原始累积的同样的方式政治性地应付过去。这反映在今日许多亚洲国家中上演的一系列人民对官方发展计划的反抗上。系列问题发生在这些国家中,也出现在近来经济与政治转型经验的过程中,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无法在西方的资本主义或民主的历史中寻得的。因而,西方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已不再是世界其他部分的范式。

的确,人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去说,今日须要重新思考许多西方社会学理论被神圣化的范式。比如,当共产主义政党透过单一政党国家行使权力,已为其带来具全球重要性的地位,此刻,正预示着要为全球经济在根本所在处带来一场构造上整体的变迁,我们可以用什么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学的与文化的根基呢?修订或补充马克思式的或韦伯式的解释足够吗?还是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新的定义?以印度与南非的民主为例,在其中许多新兴的作为已经偏离西方自由民主的的正典原则如此之远,以至于它已无法被认可(即使仅是指认它有亲族式的相似性)。例如说,认为专断权力只要是善政通常会受人们所偏好,而法制—官僚理性的永远无所作为这样一个观念则深植在这两个民主政体的立法、行政、甚至司法的实践中。是否要视这些东西为畸变?还是它们提出了要对已受公认的民主实践的既有成典进行重新思考?近来阿拉伯的风起云涌已使许多数十年来由强权间的平衡关系来支撑的稳固的威权政体相当不高兴。在这些国家中,催促要使政府有更广大的民众参与的力量,很可能生产出种种民主的结构,一点也不遵照世俗主义国家的既有成典中的原则。由埃及总统穆尔西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提出的要求反映了这项历史性的发展。或者以今日受巴西的政府机关部门所认可的许多非凡的社会赋权为例,它们表明了:要求重新思考福利国家这个观念。从根本上来说,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时刻,其中西方现代性的普世主张正面临知识上的解体。这可能不会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然而,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如今正走在为新世纪与新世界的变化而重新撰写的路上。

本文原题名为《现代性的文化内涵有待重新定义》,刊于《社会科学报》第1042期第6版,张馨文译,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