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规避:西方治理模式显露三个弊端-青年力

6 月23 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其他领导人在欧盟峰会上就改革共同庇护制度进行商讨,以应对日益突出的难民问题 叶平凡摄

数百年来,世界霸权“接力棒”一直在西方世界内部传递:从威尼斯到荷兰再到英国,再传给美国……以此为主导的西方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世界。这种模式的生成与存在,对人类文明进步有做出贡献的一面,但走到今天,其积累和暴露出的诸多弊端,令其遇到诸多难解的困扰。有学者指出,其自始至终就存在三大矛盾:“矛盾累积的困境、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和地缘文化论的困境。”

两极分化加大致使国际体系失衡

西方国家奉行的是资本主义模式,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使人类社会在短期内创造的财富,比历史上所有时期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然而,这种生产方式先天存在两大结构性缺陷: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造成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二是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的矛盾,造成阶级阶层矛盾持续激化。西方曾主张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又将这两大痼疾在更大范围内复制和放大。

在这种全球体系中,“中心国家”垄断了知识、技术、资本和游戏规则,“边缘国家”只能出卖廉价劳动力和各种原材料,换取“中心国家”所提供的高价值制成品,导致世界贫富差距日趋加大。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加剧,造成南北矛盾日益尖锐,并由此滋生出诸多全球性问题。

近年来,经济金融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特征。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金融工具仅占所有投资额的25%,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攀升到75%。目前世界石油期货的价值是实际石油生产和消费的10倍,全球外汇交易量是全球贸易总值的73倍,全球利率衍生合同总额是全球GDP的9倍。金融资本并不创造财富,却参与实体经济所创造财富的再分配,由此导致社会平均利润率进一步下降,从而使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

在此背景下,金融全球化就有可能将世界带向更加危险的境地。目前金融全球化的核心仍是美元霸权。而美元霸权体系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美国生产的是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世界其他国家则生产可以换取美元纸币的产品。

这种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它白白捡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果实。而发展中国家为稳定货币和赚取外汇,只能采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以竞相压低的价格向美国出口美国需要的产品。最后,发展中国家为防止本国货币崩溃,还只得将所有剩余美元再投资到美国国债上,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资本,教育等各种公共福利日趋萎缩。正所谓,“在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生产者不能从生产中致富,他们被锁进一个低工资的血汗工厂生产体系。”

因此可以看出,相比于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更残酷更无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1%对99%”的贫富悬殊。目前,世界基尼系数达到0.7左右,远超过0.4的警戒水平。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底层90%~95%人口的净财富,且这一趋势还在加速。

放眼全球,需要看到资本主义秩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粘合在一起妨碍了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受到的一些威胁,也缘于此。数百年来,资本主义为延缓危机,除了新技术革命,还依靠全球化实现资本“空间转移”。有研究称,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阵营解体后,苏联70年积累的几十万亿美元优质资产中,有28万亿美元资产被欧美跨国金融资本以几亿美元廉价收购,西方资本主义秩序内部结构性危机得以极大缓解。

时至今日,“冷战红利”早已消化殆尽。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也在这一阶段日趋凸显,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资本积累赌场化、国际交换两极化、获利方式暴力化”病症亦显露出来。2008年在美国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占领华尔街”等诸多事件,表明延续数百年的资本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价值观面临着系统性危机。改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日趋成为新的时代要求。

强权政治导致世界日趋动荡

近现代国际关系本质是西方历史的产物。相当长时期内,西方各国为争夺权力和生存资源的纷争不断。

源自欧洲的国际政治观,有不少对人性与现实世界的悲观和消极论断。一些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进化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是一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自然过程。西方国家政治家将此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崇尚“强权即真理”的强权政治理论。

这种强权政治理论体现在地缘政治领域,就是想方设法对欧亚大陆“分而治之”。比如,英国和美国都是孤悬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海权国家,其地缘战略的基本目标,就是尽可能弱化和分化欧亚大陆国家,使之无力挑战海权大国。英国控制欧洲大陆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基本政策,就是“分而治之”,使大陆各国势均力敌,并相互敌对,由此使英国可以“光荣孤立”。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基本继承了英国的地缘传统。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出现潜在挑战者,阻止欧亚大陆内部整合,为此想方设法制造纠纷、动荡、冲突,以便使美国从容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

布热津斯基曾说,“美国有必要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有能力主导欧亚大陆的挑战者,因为那将对美国构成挑战。为此,美国应采取两大基本步骤:首先,美国要找到有可能引起国际权力再分配的欧亚大陆国家,辨别其政治精英的外部核心目标;其次,制定专门的对外政策对冲、协调或防控上述情况。”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在冷战时对欧亚大陆“超级大国”苏联采取了多方遏制政策。冷战结束后,布热津斯基等战略家又希望“欧亚大陆巴尔干化”,北非-中东-高加索-中亚-印度的欧亚大陆,变成相互征战的黑洞。

欧亚大陆“巴尔干化”,符合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却使相关国家内部内讧不断,无力阻挡西方的霸权干涉。霸权肆虐成了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由“稳定绿洲”变成动荡渊薮的一大原因,使这些国家成了恐怖主义重灾区和全球难民输出地。目前,北非和西亚内部流离失所者接近1200万人,是2005年时的5倍,上百万难民涌入欧洲。这从侧面表明,霸权主义仍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源。

西方价值观前路困顿

近代以来,西方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强大,使原本属于“地方性知识”的西方文化成了强势文化。西方文化中的优点,尤其是推崇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构成了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西方价值观也存在先天缺陷。

从思维方式看,西方价值观带有形而上学色彩。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带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特征。一些西方国家总是不自觉地强调“西方中心论”,将西方文化视为“普世价值”,动辄强加于人,对其他国家进行符合其西方价值观的“民主改造”,并冠以“文明改造”的面纱。

从文化结构看,西方文明存在道统与法统相脱节的“精神分裂”。西方文明原本有两大源头:强调民主、法治精神的希腊罗马文明;强调伦理和信仰价值的希伯来-基督教文明。二者相互补充,构成西方文化的两个支柱。然而,人们发现,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日渐形成“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的政教分离模式,原本相互依托的道统与法统分道扬镳。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将这两个特性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彼此纠缠,相互制约。而在完成资本主义开发工作后,二者变得相互敌视并害怕对方,资本主义精神只剩下“经济冲动力”。这种高度物化的价值观,曾是古罗马和拜占庭文明堕落的先兆。

长期以来,尽管西方倡导的西式价值观存在弊端,但由于西方大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长期主宰世界,有能力将这种“单向度”的价值观强加给整个世界。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西方国家,西方主宰世界的能力开始由盛转衰,非西方国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力上升,世界有可能选择不同以往的新型价值观和世界治理理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预示着200年来单靠西方文明引导人类社会的道路越走越窄,人类正在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新文明观。

【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瞭望客户端”2017-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