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青年力网特邀专栏作家

我常想,22世纪的中国孩子们会读什么书?到那个时候,既不能让孩子总说19世纪的事,又怕他们一说起21世纪的文化成就,开口就是娱乐“大腕”。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就面临精神危机了。今天我们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从“22世纪的中国孩子会读什么书”谈起-青年力

清末那一代学生,为什么会出现思想大觉醒?因为要亡国了。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文化大自觉的时候,都是民族面临危亡关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国家顺利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将来哪一天可能面临生死危难。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当年居安思危,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准备,我们今天才没有走苏联那条路。而苏联就是在教育上吃了大亏。

而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其形成则与他本人的思想成长和转变经历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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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学生出身,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83页。)毛泽东从自身思想成长和转变的经历,认识到教育不能脱离实际。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些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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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极其重视文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问题,认为大学文科不讲政治是很危险的。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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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有人说人要有信仰,我认为关键是要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果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那就会产生唯心主义信仰,这样我们就难免出现苏联后期那样的情形。戈尔巴乔夫不能说没有信仰,他有的只是唯心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于国于民只能是灾难。“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中港传媒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50页。)真理的逻辑也是从反面展开的,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教育就不能完成其应有的任务。

因此,唯物论,辩证法,是从学校学不出来的,要到有丰富的对立面斗争的实际生活中,从实践中学习。所以毛泽东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要政治挂帅,要走从工人中培养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参加实践可以有多种做法,重要的是到切实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中实践。学生一旦脱离了这样的实践,他脑子中就没有国家了,因为他不饿肚子,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更没有生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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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讲教育,是讲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是讲治国理政,而不是某个具体学科或某种教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这是当代教育的大道理,也是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服从的大道理。古代有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的,在大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政治。

治国理政就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将教育办成了仅仅传授知识的机构,那就脱离了政治,而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往往是亡国灭族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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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国时秦国和齐国的命运类似于同时段欧洲罗马与希腊的命运。就在秦国和罗马的兵团在东方和西方世界铁血前进时,齐国人则在闭门搞“稷下学宫”,玩不靠谱的“纯学术”和“百家争鸣”,希腊人更是“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

结果是齐国和希腊这两个曾经的强国,先后倒在”讲政治”和注重“经世致用”学问的秦国和罗马的脚下。

(本文选自张文木教授的《教育要讲政治、重实践》,选自《在〈 人民公开课〉出版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有删改,标题系本网编辑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