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以西方左翼女士的视角,分享一生经历和思想变化,带我们走进那个时代,还原真实的历史。文章原标题:“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作者:Mark,80后旅加华人,青年力网专栏作家

上大学的时候,我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白马王子——托马斯。我与托马斯的相遇,可谓上天安排的巧合。我的父亲与他的父亲在“二战”的时候是战友。但是在战后,分别住在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我父亲和他父亲就此失去了联系,毕竟那个年代的通讯技术相比于今天是十分落后的。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与他在同一所大学相遇了。他是机械工程专业的。起初,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父亲是战友。那是在我们相恋甚浓见双方父母之后,双方家长才告诉了我们这层关系。在欧美国家,父母对儿女的婚姻干涉得并不多,但假如父母不满意,那么子女多少也会觉得心里别扭。对这门婚事,双方父母都表示特别满意。

其实,我能够与托马斯走到一起,并不是人们想象的“理念一致”。在美国,不同的州就好像不同的国家一样。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是两个风格截然相反的州——前者是民主党的票仓,非常左;后者是共和党的票仓,非常右。我与托马斯是在一次校园辩论大会上认识的。我与他是各自一方的辩手。可以说,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服气的男生。

那时候的我心高气傲,不愿意承认,但是在内心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意——我一个文科生,居然在他这个工科生面前,显得口才如此拙劣,就连引经据典也不是他的对手。那一次辩论赛,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被碾压”。我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对那些打败了他们的人都会觉得恼羞成怒,想要抓住一切机会来报复;可是我却对那些能够击败我的人表示尊重,并愿意向他们虚心学习。就这样,理念相悖的我们走到了一起。直到后半生来到中国,我才明白这其实就是一句可用中国古谚概括的智慧——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智慧的中国古人描绘出的交友的最高境界。我与他至少确实做到了“和而不同”。

一位美国老太的自白-青年力

就这样,我与他在大学刚毕业的1965年就走入了婚姻殿堂,那一年,我与他只有22岁。而且,思想前卫的我其实在婚前就已经与他偷食禁果。就这样,我婚后没多久就诞生了我与他爱情的结晶,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儿女——儿子杰弗瑞和女儿杰西卡。然而,1965年对于我而言,是痛苦的一年,这种痛苦完全可以冲淡“洞房花烛夜”与“儿女出生”的喜悦……

在肯尼迪遇刺后便立马就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以巨大的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高华德,连任了美国总统。1965年,这个外表看起来就让觉得城府深、心机重的男人可耻地按动了战争机器的按钮,标志着美军正式参与越南战争。这一政策似乎多少应验了我的“林登.约翰逊可能是杀死肯尼迪的幕后主使人”的猜想,因为他完全打破了肯尼迪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平遏制”的既定策略,转而发动战争,这在客观上恢复了军火商与中情局的利益。

在约翰逊开动了战争机器以后,义务征兵便在所谓的“民主自由”、“解放越南”等口号的配合下,在全美各个角落实施。几乎所有的适龄男青年都在义务征兵的范围内。在那些进入越南战场的人群中,有的是“抓壮丁”似的被迫参军,有的则属于“为国效力”似的主动参军。当时,我20岁的弟弟汤姆和22岁的丈夫托马斯便属于后者。而且,他们的行为也得到了各自父亲的强烈支持。

还记得在离别那天,我分别紧紧地拥抱住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当时,杰弗瑞和杰西卡还在我的襁褓里,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他们的爸爸和舅舅正在奔赴越南战场。看着丈夫和弟弟逐渐远去的身影,我用尽全身力气向他们呼喊着,“达令、弟弟,你们都给我活着回来”!也许是喊声太大,以至于惊动了在襁褓里沉浸在睡梦中的杰弗瑞和杰西卡,他们突然大哭起来。那一天,乌云密布,配合着我的哭泣与儿女的哭声,形成了一副我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凄凉与心碎的画面……

一位美国老太的自白-青年力

在那个年代里,通讯技术是非常落后的。在丈夫和弟弟奔赴越南前线以后,关于他们的一切消息都好像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信。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岁月里,我的心几乎每天都悬着。今天是一个通讯技术极为发达的年代,美国与中国都有无数种社交软件。在今天,你如果连续3天联系不到你的一个熟人,你就已经感觉到焦急万分了。而当年,我不知道丈夫和弟弟的消息持续了好几年。那种挂念与担忧,是今天的人们难以体会到的。

那段时间,已经在一家报业公司就职的我便无数次地向领导要求去做战争的前线记者,但都被领导以“你的孩子刚出生”为理由拒绝了。我真的非常谢谢领导的好意,但其实,我想做前线记者的原因不仅仅是所谓的“勇敢”,还因为幻想着到了前线以后也许能见到丈夫和弟弟。天天生活在恐惧中的我一直处于极为低迷的工作状态之中。但是,我的领导和同事都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宽容和理解。这也许是我在那段时间中唯一值得安慰的事情。

转眼之间,两年过去了,时间来到了1967年。这真的是令我煎熬的两年——每一天,我既要忙于工作,又要忙于做家务、带孩子,还要每天翻阅大量的报纸、收听无数电台、更换无数电视频道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地搜集丈夫与弟弟前线消息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心力交瘁的我几乎一夜之间成熟了,我真的觉得做了母亲以后,我便逐渐从幼稚的女孩变成了成熟的女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褪去了少女时代的无知和狂妄,收敛了毕露的锋芒,成为了我过去最鄙视的女人——那些传统女性的标签又一个个地贴到了我的身上。

生活循规蹈矩地进行着,逐渐地,我习惯了那种因为挂念与担心而产生的恐惧。我学会了如何在工作当中最大程度地消除内心的阴影。但是,正当我已经适应了这种残缺的生活的时候,一个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瞬间把我的心击得粉碎。1967年的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信,是前线部队发来的。由于丈夫和弟弟进入的部队番号是严格保密的,所以直到拆开信件的那一刻,我都不知道他们俩到底在不在同一个部队。看着那一封信件,我只能猜的是,这封信要么是关于丈夫的,要么是关于弟弟的。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拆开了信件,当我阅读完了信的内容以后,身体一软,应声倒地——我的弟弟汤姆牺牲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倒地后又坐了起来,把这封信又读了10遍。终于,我嚎啕大哭起来。几乎同一时间,我的父母也收到了这封信。他们虽然感到伤心与难过,但是却觉得能够牺牲殉国,也是男儿最好的归宿。只是可惜,他们的儿子还没结婚。

我毕竟是做新闻工作的,尽管并没有当成前线记者,但并不代表对前线的情况一无所知。我的一些成为了前线记者的大学同学们在回到美国后纷纷对我说,美军在越南根本没有送去民主与自由,而是送去了残忍和血腥。他们亲眼目睹了美军战士虐杀平民、强奸女人的场景。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了美军的暴行,并把那些照片展现给我看。然而,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却被自己的老板要求不许报道那些真相。于是乎,他们选择了愤而辞职。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被迫编造谎言。

那一刻,我恨透了美国政府,这就是由一群贪婪的既得利益者组成的流氓集团。当所有人都渴望和平的时候,这帮衣冠禽兽却一定要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让普通民众成为炮灰,去发动所谓的正义战争。那一刻,我的心中的火山到了爆发的边缘。

没过多久,我弟弟的遗体被送回国。看着他的遗体,我放声大哭,久久不愿离去。来到中国以后,我学会了两句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是1968年的一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两句话。就在我还没从弟弟牺牲的悲伤中缓过来的时候,又一封来自前线的信寄到了我的手里。拿到那封信的时候,我的脑子闪现出了不详的预感——会不会是我丈夫……我久久不敢拆开那封信,并且一直用“我丈夫不会有事的”来掩饰刚刚脑海中浮现出的不详预感。那也许是我这辈子最难拆开的一封信——薄薄的信封在那一刻仿佛变成了铜墙铁壁,我颤抖的双手用了足足1分钟才把信封撕开。那一刻,我的双手都已经浸满了汗珠。我那只握着信封的左手手心已经把信封彻底湿润。我小心翼翼地翻看这封信——我的丈夫也牺牲了。那一刻,受到双重打击的我瞬间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那哭声太响了,以至于邻居都听见了。他们纷纷来到我的家门口,询问着情况。当时,我已经语无伦次,只是一遍遍地重复着一句话——“我的弟弟和丈夫都不在了”……邻居得知了这一情况后,也跟着非常难受,不停地安慰着我。他们所有人都告诉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不为别的,就为了两个孩子。

不久以后,我的那些为了真理而辞职的同学们也得知了我的情况。他们对我说的话,更加点醒了我——珍妮特,你活着,不仅仅是为了你的儿女,更是为了给你的弟弟和丈夫报仇。这笔账不该记在越南军人头上,而应该记在贪婪无耻的美国政府头上!是啊,美国那帮无耻政客为了自己的利益,毁灭了与我相关的三个家庭——我父母的家庭、我岳父岳母的家庭和我的家庭。而在越南战争期间,与我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家庭不计其数。终于,我们这些遭遇着不幸的人们的怒火爆发了。接下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美范围的反战运动开始。

一位美国老太的自白-青年力

反战游行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政局。由于林登.约翰逊在第一个任期内的任职时间并没有超过两年,因此他尽管完整地履行了第二个总统任期,却依然有资格参与美国总统大选以求连任。可是,阴险、狡诈的约翰逊早已在美国臭名远扬。那些像我一样遭遇了家庭的支离破碎的人,是有多自虐,才会去支持约翰逊这个屠夫。他最终在舆论的一片声讨中放弃了连任。中国人总是说“爱屋及乌”,其实“恨屋”也可以“及乌”。反战群众也把对约翰逊切齿的仇,转为了对其所在的民主党无限的恨。

就这样,在1968年的大选中,曾经被我认为呆板木讷的理查德.尼克松胜出,成为了新任美国总统。而且,在那一次选举中,我把选票投给了尼克松。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讽刺——我抛弃了曾经狂热支持的女权主义,又支持了曾经被我严重鄙视的总统候选人,这也许就是成长吧!

一位美国老太的自白-青年力

与夸夸其谈的民主党不同,共和党往往更加务实。而身为共和党人的尼克松也继承了这一特点。他在上任后不久便提出了“越南化”的主张,即“美国从越南撤军”。截止到他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绝大部分的美军陆陆续续从越南撤出。更加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任期内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这件大事也深刻地影响着我此后至今的人生……

风云际会的60年代,夹杂着我太多的回忆,既有苦涩的,也有甜蜜的。在60年代,虽然两极格局并没有改变,但是,两大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内讧与裂痕。总结起来说,就是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对意识形态讲得越来越少,对国家利益讲得越来越多。然而,普通百姓总是比高层领导更加滞后地获得信息。尽管我知道法国与加拿大都建立了与红色中国的外交关系,尽管我知道中苏已经交恶,但我还是无法将美国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然而,毛主席与尼克松做到了。当时,中国与美国都把苏联当做自己的敌人,于是乎,“敌人的敌人成为了朋友”。中美这两个国际社会的死敌在1971年开始了外交领域的破冰之旅。那一年,在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巴基斯坦等多方的斡旋与协助下,尼克松最终成功访华。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我和我的同事们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当时,我的一个同事更是表示,“在此之前,我相信外星人会来到地球,但我绝对不相信美国领导人会访华”。在那一刻,我对美国的主流两大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民主党总是说好话,干坏事;共和党却总是说话难听,干实事。电视机上出现的慈祥的周总理与威严的毛主席的画面,都让我与儿女们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我们全家也对“中国男人”有了全新的定义。我的儿女们都对我说,“妈妈,中国的领导人实在太棒了”。是啊,他们根本就不像西方宣传机器说得那样凶神恶煞。他们在严肃中透着和蔼,在微笑中透着坚毅。这都在促使我要重新审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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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元旦,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正式确立了两国的外交关系——中美建交了。那一刻,身为记者的我有着莫名的激动。我感慨世界格局真的变了。1980年,为了抗议苏联进军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抵制了苏联的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为了报复美国在4年前的抵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抵制了美国的洛杉矶奥运会。然而,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却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我从这么多年的关于国际关系的新闻报道当中真正体会到了19世纪的英国首相亨利.帕麦斯顿的那句话——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1980年,已经37岁的我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赶赴中国。尽管我不再信奉女权主义了,但是,有些在年轻时期产生的性格是我一辈子也改不掉的,比如那残存的“任性”——只要我认准的事情,我不会在乎别人的目光,而会大胆地去做。我与许多美国人一样,相信终身学习。此刻,既然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为何不去中国留学,学习汉语呢?于是,我在人们的惊讶声中,带着儿女来到了中国。我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了中国的一所大学学习汉语。而我的子女也在中国的一所国际学校继续着高中的课程。在那个年月,中国的国际学校99%的师生都是外国人。尽管身在中国,但是这些学生们却享受着家一样的感觉。

考虑到我有两个孩子的缘故,学校方面给我安排了单间。可是,我并不想让中国学生觉得我在享受超国民待遇,所以我会时不时地带着两个孩子们到女生宿舍去和别的中国学生玩。有时候,我也会邀请别的中国学生们到我的屋子里坐坐。的确,我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实在太显眼了——不仅仅因为我是外国人,还因为我已经将近40岁了。就在我大三的那一年,我的儿女们高中毕业,他们纷纷表示,不想回美国了,想跟着他们妈妈的足迹一起读中文系。就这样,他们也以踏进了中国的大学。

一年以后,我毕业了。学校对我非常重视,希望我能考虑留校任教。面对他们的请求,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其实,在读大学期间,我就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把新闻学当中的专业词语翻译成了中文。那个年月,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更没有搜索引擎,我是对照着字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校对与翻译的。因为,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丢掉自己热爱的新闻学。于是乎,我成为了学校的新闻学专业的讲师。由于我特殊的身份,加上我特有的人生经历,我的课非常受学生们的喜爱。那一刻,我真正有了那种被人尊重的感觉。诚然,我并不否认,直到今天,外国人在中国都或多多少地会有一定的超国民待遇,但是,我能感受到,学生们对我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并不因为我的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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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子女们在大学期间的生活也非常顺利。每一次,在我与子女的交谈中,他们都表示,中国的学生有一种蓬勃向上的上进心,与整天嬉皮士、泡夜店的美国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同样是我的感受。然而略显遗憾的是,如今的中国学生似乎反而重复着当年美国学生的路子……

此后,我在大学任教期间,认识了一位特殊的人——我生命中的第二位白马王子关大飞。他比我整整大了10岁,当时是新闻专业的教授。他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1951年,年仅18岁的他参加了朝鲜战争,并在回国后被授予“战斗英雄”的称号。在我每一次与他的交谈中,他都并不会因为我是美国人而避谈他在战场上的那些事。而我也并不因为自己是美国人,就觉得关大飞对我有多么冒犯,相反,我被他身上的军人气质深深地吸引,因为他让我想起了我父亲。他在退伍后,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刻苦学习文化知识,最终考上了大学。此外,关大飞也有着与我相同的人生经历——丧偶。他的太太身体一直不好,最终得了癌症离开了人世。就这样,我与他在工作中产生了感情,最终走到了一起。一直到今天,我都与他幸福地生活着。命运有时候就是如此不可预料——1950年,当我的父母高喊着要“杀光中国佬”的时候,肯定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他们口中的“中国佬”。那时候,都已经人到中年的我与关大飞之间的爱情,早已不是年轻恋人之间的浓烈与炽热,而更多的是一种相互的扶持与关爱。

在美国,我原本完好的家庭彻底破碎,但是到了中国,我又组成了新的幸福的家庭。在此后的人生中,我惊讶于许多中国女子痴迷于西方男人而鄙视中国男人的想法。从我与关大飞以及他的儿子相处的过程中,我这个美国老奶奶可以现身说法地告诉那些媚外女——鄙视中国男人,是极端愚蠢的想法!

在此后至今的人生中,我和我的子孙们都成为了百分百的中国人。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后,我、我丈夫、我子女、我儿媳、我女婿都走到了抗议美国政府无耻暴行的游行队伍中。这场景,像极了当年我参加黑人平权运动游行以及全美反战游行的场景。只有在中国,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爱好和平”。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的影响下,我的孙子和外孙都非常认同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甚至到了假如有人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都会觉得有所冒犯的地步。

一位美国老太的自白-青年力

如此多的差异,让我爱上了中国。尽管中国也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中国却一直保持着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一位美国老太的自白-青年力

这就是我,一个置身在各个时期的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故事。我想用我的人生经历告诉所有的中国人,一定要对自己的国家,也是我的国家,充满信心。选择中国,注定是我今生最正确的选择。

(文章本网编辑部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