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客”在南京怀古-青年力从南京、扬州两个“多闻论坛”会场回到上海已然半个月有余,在忙碌不堪的日常生活世界里,那些会议期间打捞的时光碎片时不时会涌上心头。无论是我过去所学习和置身的新闻专业,还是如今从事的历史学专业,都是跟时间作搏斗的学科。作为一个新闻学专业的“叛徒”,我很感激学术生命中的种种机缘让我得以以“客串者”的身份不时重返新闻与传播学界,跨界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多元视角。

在第二届“多闻论坛”上,我第一次有机会在众多“多友”面前报告有关“左翼文化在上海的兴盛、传播及其影响”研究的计划,这是我主持的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的一般项目。它刚刚展开而远未完成,作这个报告其实也是试图回答自己内心的困惑: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网络与机缘,让那么多知识青年在1920、1930年代对于中国革命产生了一种认同或依赖?为什么在1920年代中后期大革命失败之后,在中国最资本主义化因而也最西化的城市——上海却繁盛起了一种革命的文化?我试图勾勒出一幅整体的历史图景,讲述自己的构想与研究方法。在与诸位“多友”的研讨与交谈中,那些模糊的历史逐渐明晰起来,我很感激生命中遇到一个如此有激情与灵感的学术共同体“多闻雅集”——能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也是学术人生一大乐事。

我就随笔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接受媒体访谈时曾说过,学术讨论需要“刀光剑影”;也曾在《学术批评的潜规则》一文中批评过日常所见学术会议的等级化、单向化、圈子化、形式化等各种弊病。可以说,“多闻论坛”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这些弊端,让学术讨论成为真正多元而开放的交流,即使是批评,也让人感觉到一种善意。

作为一个民国史研究者,我对民国首都南京的“惊艳”和热恋确实迟了一点点。我在上海已经待了13年,可是对这个城市仍旧谈不上有特别的好感,除了它比较有规则和文明程度较高,我好像对上海的某种市民文化习气极为抵触,对其人际间特别的距离感也别有一番滋味,对它特别擅长于怀旧而强化自身文化资本的特质并不特别认同。南京这座城市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小资产阶级文艺气息,以前到先锋书店主持一部历史类传记的新书沙龙时就有这种强烈感受。

最近这次利用会前空隙到南大鼓楼校区闲逛,感受尤其深刻。民国“中央大学”、东南大学的那些陈年往事仿若扑面而来,我能够想起的是像吴宓、梅光迪、胡先骕这些当年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杰出中国弟子,他们在一个平民主义文化成为“政治正确”的时代,仍旧要坚持贵族文化和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倡导一种“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态度,不同于复古派,也不同于胡适、陈独秀等“趋新派”,而试图将中西文化源流最深处的智慧实现内在的融合,愿意做群氓时代的“孤臣孽子”,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遗世独立精神(也包括面对大众的独立)或可谓民国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吧。

去年秋天在鸡鸣寺与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朱丽丽、南大中文系副教授葛飞茶叙,在寺庙丛林间行走,眺望远处若隐若现的古城墙,就觉得这座城市自有一种不同于上海的气质,这是一种在历史文化的怀抱之中从容涵泳、自由往返的格调,更别说当时去“中央研究院”旧址参观的心情,这座象征民国学术研究巅峰的庭院,躲在街市一角,漫不经心而别有洞天,或许只有有心人才会稍微为之驻足吧。

同样具有怀旧气息,上海的怀旧仿佛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就像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著名学者叶文心女士在其专著《上海繁华》结尾处所言,这是一种在政治与资本力量驱动之下的怀旧,新天地、田子坊等都是其集大成者,这种怀旧在李欧梵教授的《上海摩登》以及程乃珊、王安忆等人的小说、随笔之中也有一种强烈展现。南京的怀旧,却是另一种类型,它是自然展开的,不是矫揉造作的,它是有历史底蕴和人文之光的怀旧,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故国人民有所思,像我这样一个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青年学人,自然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更能找到安放自己心灵的所在。或者,也可以说,我与南京的感情才刚刚开始,但愿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来寻访那些散落在这座城市字里行间的幽灵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