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父子赶集,路人甲见父亲骑在驴上,儿子牵驴不行,骂父亲不慈,父亲连忙与儿子互换。路人乙见父亲为儿子牵驴,又骂儿子不孝,儿子便邀父亲同骑。路人丙见父子二人同乘一驴,便称二人不仁……一来二去,二人只得弃驴步行。

新媒体的大众话筒效应,最大程度的分享着媒体资源。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位用户都同时扮演着前文中“路人”和“骑驴者的双重身份”.取决于社会资本(粉丝)的多寡,一条评论产生的话语权(对骑驴者行为的影响力)往往呈“马太效应”--富者愈富,穷者愈贫。

近日,南昌铁路局官微发布的一组新婚夫妇因为恰逢参与“手抄党章一百天”期满,新婚之夜着礼服手抄党章的照片和微博收到了网友的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不是祝福,而是冠以“党性高于人性”标签的谩骂。该条微博进而在各大媒体上引发热议,知名媒体“新京报”发表了题为“他们为何在新婚之夜手抄党章”的“定体问”,成为了媒体关于该话题的榜首。

这让笔者联想起著名港台艺人赵雅芝女士两年前在天安门前留影,表达自己作为中国人深感自豪的情感在微博上被贴上“爱国奴才”标签。两者的遭遇惊人的相似。

新媒体时代的骑驴困境-青年力

中国的公共话题有一个看似逻辑通顺的议程设定方向--“体制问题”.南昌铁路局党委和这对新人,还有两年前的赵雅芝女士,正是因为相关话题触碰了被设置好的议程,将成为“骑驴困境”的故事设定里因为路人议论弃驴步行的“骑驴者”.尔后由“意见领袖”、“主流民意”构建的议程,正是要逼迫南昌铁路局党委和这对新人还有赵雅芝们亦步亦趋的套路。“爱国奴”标签下的赵雅芝不是第一个被“套路”的,南昌铁路局和“党性高于人性”的这对新人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当以“意见领袖”为代表的“主流民意”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向“爱国奴”、“党性高于人性”开炮时,我们所崇尚的言论、行为自由和人格尊严也在“主流民意”标榜着这些受法律和社会公德保障的价值,给赵雅芝朴素的爱国情感冠以“爱国奴”、给以特殊方式来使自己的婚礼具有特殊意义的新人和他们所在的党组织贴上“党性高于人性”的标签时被网络暴力所践踏。

“骑驴者”在设定的议程中亦步亦趋之时,“路人”跟随着“意见领袖”们标榜的“主流民意”--多则千万少则十万的粉丝之一,也在被“意见领袖”携粉丝之威和由其产生的话语霸权设置着自己的思维,成为被套路的“骑驴人”.大v代替了大脑,意见代替了(独立)思考。

笔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必须强调:“手抄党章的形式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个人学习《党章》《党纪》的一种载体,学习自己所承认的章程和纪律是党员和党组织必须履行的义务,无可厚非!”

有人说:“爱国有罪”,我们就要像骑驴者弃驴步行一般不再爱国;有人说“爱党有罪”,我们便不再爱党;保护着你我所崇尚的一切美好价值的载体千疮百孔之时,我们的价值还剩些什么?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之时,微博搜索“手抄党章”的相关内容,只剩下某小组官微的动态,与前两日舆论场的喧嚣大相径庭;骑驴的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弃驴步行。正是对话语权的一次次放弃,套路的一次次得逞,巩固着“意见领袖”的话语权,让自己成为“话语权马太效应”穷者愈贫的一级。

爱国是十四亿国人最大的公约数,在两年前赵雅芝女士的爱国言行遭侮辱谩骂之时,正义的网友没有坐视;爱党是八千万中国共产党员和所有承认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人最大的公约数,当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同志无可非议的组织生活形式和人格尊严遭受攻击,我们有什么理由失声?!容我抄个党章,压压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