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早期梳理改革开放“样板”的一句话。时光倒流到1990年的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正式宣布。从新浦东诞生之日起,这块当时在地图上甚至没有标上地名的土地28年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吸引了无数国际关注的目光。上世纪90年代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等职务的赵启正,当年被大家称为“浦东赵”。《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跟着见证了新浦东拔地而起的赵启正先生来到浦东陆家嘴,听他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中这段令人荡气回肠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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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建起来”

对赵启正先生的专访是在浦东陆家嘴的中心绿地进行。4月的上海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和煦的暖风带着花香,在中心绿地的香樟与垂柳下,坐满休闲赏春的市民和游人。从绿地抬眼向四周望去,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等摩天建筑鳞次栉比、高耸入云。环顾着四周,赵启正兴致很高,回过头来笑着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你知道么,这里的每一栋摩天大楼的建筑面积,都超过了外滩沿江所有楼房面积的总和。”

正当我们感叹眼前的繁华时,一名赵启正刚到浦东时的老同事闻讯赶来,并专程送来一张老照片。那是1992年12月,浦东管委会成立的前夕,身穿土黄色羊毛衫的赵启正正拿着放大镜仔细研究浦东地图。在地图前方,是一座陆家嘴建设的规划模型,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才刚具雏形。一瞬间,现实和历史仿佛在此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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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赵启正在临时租来的农民开的“由由”饭馆看浦东规划图。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因为当时的我比较年轻。”年近八旬的赵启正看着照片对《环球时报》记者开玩笑说:“这是在一家农民开的小饭馆抓拍的,那时浦东还到处都是荒地、农田,连一栋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中心绿地这里当时还是一大片又脏又乱的棚户区呢。我们只好找当地农民租这家饭馆暂作办公室,开始新区的各项规划工作。我还记得那家饭馆的名字叫‘由由’,意思是‘种田人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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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老照片之一,但当时的浦东还几乎是一片荒地。 白云怡摄

曾经的“由由”早就消失在浦东大开发的浩大征程中,已经成为了由由大酒店,当年的“种田人”也真真切切地“出了头”。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中国坊间有一个传闻:1991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为连接浦东的南浦大桥题字时,故意把“浦”字右肩上的一点写到下面,意思是暗示上海的改革晚了,希望上海同志们改革的步子能再快一些。

“这个解释当然很牵强,但说到浦东,人们总会想起小平同志。”赵启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小平同志确实说过一句话,‘浦东开发晚了,是我的错误’,但其实中央在1990年决定开发浦东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一是当时在国际上有些人想围堵中国,认为中国会‘收’,改革开放不会再坚持下去,所以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做几件事,表明中国还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就是其一。二是深圳此前的成功给了大家信心,使中国敢于把上海这个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列入改革开放名单。我曾对深圳的领导说,深圳是前面冲锋的坦克,上海就是跟在后面的步兵,是深圳帮上海率先顶住了太多压力。”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不同,浦东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国内外挑战。赵启正解释说,“‘四小龙’崛起时,西方世界对它们并没抱有警惕感,如在金融和科技成果转让方面比较宽松。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则有几种心态:一是你们根本做不成;二是如果你们硬做,我们不会在政策和科技上大力支持你们,要警惕你们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对手;三是如果真的有前景,我们也会搭这个便车。而在国内,中国地区差异很复杂,哪个地方先开发,哪个地方后改革,需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幸运的是,浦东的发展不仅没有让人失望,而且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的新窗口。随着浦东开发的推进,前来上海考察的外国领导人与企业家越来越多,赵启正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有时他们甚至一天要接待8个代表团,这其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曾促成中美建交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赵启正说:“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以后,很多美国跨国公司聘他当中国事务顾问,向他请教中国的宏观问题,比如中国搞的改革开放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坚持下去,中国政府说话是否算数,人民币稳不稳定等等。我在上海工作时,基辛格几乎每年都要来一两次浦东,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整体,了解了浦东,就可以回去告诉美国人整个中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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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基辛格在参观东方明珠电视塔时说,“很多西方媒体说浦东开发只是口号,但我看是实际行动”。

赵启正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95年基辛格参观‘东方明珠’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西方报纸说你们的浦东开发只是一句口号,你们中国只是做个姿态,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但我看了浦东的规划,觉得你们是实际行动,不是空话。’若干年后,浦东变化了很多,但基辛格只要跟我见面,都会很得意地说,‘你看,我当时说对了吧?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句口号!’”

让赵启正印象深刻的另一位外宾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1994年1月,老布什访问上海,我拿着激光笔在沙盘边为他介绍浦东的规划。那时激光笔还是个大块头,老布什指着它对我说,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他见过,鲍威尔将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也是拿着激光笔给他讲战争局势。我说,鲍威尔的激光笔点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平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建起来。老布什点头称是,还说,‘如果我再年轻几岁,我也要来浦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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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老布什访问浦东时表示,“如果再年轻几岁,我也要投资浦东。”

“开发不仅是钢筋水泥,更是思想的进步、智慧的发展”

每座城市的历史归根结底都是一部人类的奋斗史。通过赵启正的讲述,即使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我们也依稀能看到那一代中国人在摸索中挣脱重重桎梏,向世界坚定地伸出双手,敞开怀抱。在整个访谈期间,这位亲历过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岁月的老人最爱强调这样一句话:“浦东开放不只是项目开发、经济开发,而是社会开发,是争取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赵启正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说:“不能认为开发就是把荒地变成农田,或者认为开发是把荒地变成高楼大厦,变成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本自传叫《治国方略》,书中写道,中国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他们只会生产电视机,但从未输出过一种世界广泛接受的思想。尽管撒切尔夫人对中国很有意识形态的隔阂,但她的这句话也值得我们深思。”

在赵启正看来,浦东开发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在很多看得见、摸得着、能用数据表达的“硬成果”外,还取得了丰富的“软成果”——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新思想、新智慧和新逻辑。这些“软成果”即使在近30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有意义的。“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来上海访问,他们表示很欣赏这个理念,说今后联合国有合适的合作项目要优先选择浦东。”赵启正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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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问浦东。

在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思想的解放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环。“姓社姓资”在当下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但在当时却足以为改革者们带来难以想象的阻力和压力。赵启正感慨说:“浦东开发初期,我们去深圳考察,看到那里的饭店学习了香港的一些做法,比如服务员在桌子旁边站着服务。当时有的老同志想不通,觉得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个思想解放过程非常不容易。”

当时同样亟待突破的还有吸引外资和开展国际交流的环境建设。让赵启正至今记忆犹新的有这样一件事:“浦东刚开发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研,由纽约向全世界的大城市打电话,一百次中有九十次是一次接通,而我们向纽约、伦敦等城市打电话,一百次中能一次接通的电话不到5个。上海的目标是要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连电话都打不通,那怎么行?于是我们就找到当时美国最大的通信运营商AT&T,希望他们协助把浦东直至整个上海的通信设施现代化,AT&T也很高兴,立即就来到浦东考察。”

“与世界的联通是浦东开发的重要环境,但是更重要的投资环境是勤政廉政。”赵启正回忆说:“1993年,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几名英国记者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浦东开发成功的那一天,你们的贪腐是否也会走向顶峰?’我当时的答案是,‘当你看到浦东开发的辉煌之日,同时会看到一个廉洁的浦东’。事实上,浦东新区一开始就设立了‘三条高压线’:领导干部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干预投资项目招投标;不准因为拆迁等私事为人打招呼。甚至还做了一些很细致的事情,比如在对外招商宣传手册上专门印上‘在浦东办事,无需请客送礼’。”

尽管疑惑重重、阻力不小,中国面向世界的大门已毅然打开。而也正是这场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让浦东、上海、中国越发生机勃勃。站在陆家嘴的中心绿地向四周望去:宝塔外形的金茂大厦,是美国SOM公司的设计大师参考中国26座宝塔后创作的;外观宛若“蝴蝶兰”的东方艺术中心,由法国著名设计师安德鲁设计;国际会展中心是德国人按中方提出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构想完成的杰作……赵启正一边望着远方,一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总认为,浦东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吸纳世界的资金与技术,更意味着要吸收世界的智慧。你看,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世界大师智慧的结晶,每一栋都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记忆。”

“上下六百米,前后一百年”

英国的莎士比亚说,“凡是过往,皆是序章”;中国的《战国策》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新的时代,浦东和中国也都面临着“再出发”问题。“我以前总跟浦东的干部讲,我们要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今天我依然这么想,我们仍旧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得到未来,要思考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赵启正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1996年,浦东新区率先成立中国第一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庭,发布了保护知识产权白皮书,就是预料到未来知识产权问题可能会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交锋点。这个法庭一成立,名声立刻就传到了国际上,被知识产权专家称为‘浦东创新’‘浦东模式’。效果也很好,外国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上海讲理,中国讲理!”赵启正说:“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开发思路一定要有国际性和前瞻性。”

作为早期浦东开发的领导者与亲历者之一,赵启正始终关注着浦东未来的发展。“浦东开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过去,浦东是集齐天时、地利、人和,去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未来,改革的挑战也会越来越艰巨,以后我们需要的是更高标准的发展,金融、高科技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该怎么突破?还有国际环境,外交和政治斗争更复杂了,这都是我们需要努力克服的困难。”赵启正很自信,他说:“我对上海的期待没有变,它未来应该成为像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那样的世界上最卓越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中国在这个时代的世界经济对话中赢得强大的话语权。”

巧合的是,当赵启正和《环球时报》记者谈到浦东与中国的未来时,我们走到据说是浦东一座最古老的建筑。这是金茂大厦前面一座民国初年的宅院,是浦东为数不多的历史遗迹,墙上瓷砖是当年英国进口的,门框上还刻着法国画,屋梁上则有《三国演义》的人物木雕。在这里,赵启正向记者讲述了那一天采访中的最后一个故事:“我曾经带着日本NHK的记者也来到这里,当时那个日本记者问我一个问题,上海历史上也开放过,黄浦江西岸的建筑都曾是开放的印记,那你们曾经的开放和今天的开放又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他,那时的开放是在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开放,是不平等条约下的开放。而今天,你看到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我们今天的开放是高质量、高速度、现代化的开放,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下的开放。”提到现在的开放,赵启正还说,外国资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同时中国也会遵守国际的共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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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茂大厦前面的一座民国时期的宅院中,赵启正抬眼望到浦东的摩天建筑,感慨地说:“上下六百米,前后一百年。高层建筑的高度有止境,但社会的进步永无止境。”

谈到此时,不知不觉已到黄昏,余晖洒在这座老宅院的木雕房梁上,同时折射在它背后高耸的上海中心大厦的玻璃墙上。这栋摩天大楼两年前才完工,六百多米的高度直入云霄。远处,陆家嘴连廊的大屏幕上,正跳动着大洋彼岸的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赵启正眯着眼睛抬头望去,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这真是:上下六百米,前后一百年。高层建筑的高度有止境,但社会的进步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