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高校导师压迫和性骚扰学生的新闻频繁曝光,无独有偶,当代西方哲学界最重要哲学家中的三位,约翰塞尔(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克里普克(美国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法兰克福(分析哲学家,在自由意志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最近也被实锤或卷入涉嫌性骚扰学生的传闻当中。不论中西,不论学科,学术界中这种现象之普遍让人不得不思考背后的本质问题。今天我们聊下这个话题。

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剥削体系中,工人-工厂体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工作中学习并获得的知识经验积累)得来的技术资本比喻成“一般智力”,这个概念用以区别工人的个体智力,算是相对于固定物质资本而言的技术资本。相对于物质生产,“一般智力”体现了生产关系中的制度再生产和知识再生产。一般智力包括两部分:雇主的技术资本再生产,和生产者通过劳动学习掌握并创造的知识和经验。

于是资本家通过智力剥削与生产者产生了矛盾,第一个矛盾,是资本家利用生产者的个体智力进行技术再生产,变成“一般智力”后完成技术资本积累并获利。第二个矛盾,是生产者们在创造了“一般智力”之后,却被置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管理之下,不能直接拥有创造成果,而是继续被剥削。

这两个矛盾其实预示了工具理性时代的知识生产不是古典时期文人-学人共同体那种浪漫化的科学人文研究方式,而是形成了一套“研究体系”,而研究者从个体知识生产者走向了研究体系本身的螺丝钉之中,研究体系本身成为一种“固定资本”。产学研结合的发展让学术界和产业界有区隔分工但也有相通的地方,于是知识生产体系的考评依靠上下两个尺度:对上是学术共同体对于学术产品的共识;对下是产研结合体系中的经济产出。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东西是由于一般智力的被占有而结合到一起(对于学术权威评价是象征资本,对于学者是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对于企业来说是经济资本)。

被“智力剥削”的学术劳工-青年力

于是学术培养体系在完全介入知识生产体系后,学术资源的占有者和普通研究生/博士更类似于一种非正式雇佣关系,类似于学徒。不过从保障来说,可能还更糟,资本雇佣体系冷血但由于劳动者的斗争历史好歹还有权责界定;而行会-商铺时代的学徒工被剥削到家,但是行业底层还有一些互助,起码也有还可以接受的退出成本。

然而,很多时候学术学徒就没这么好运了,即使存在学位委员会制度,实际上课题组内的权力还是大老板的一言堂,大老板主要工作是积累社会资本,项目,审批,资金来供给课题组运转,厘定学术方向,是“学术资本-课题组一般知识积累-再生产”的构成。具体干活的就是学术雇工,所以课题组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全面的知识生产体系,而学生是雇佣而来的操作者(当然分有个体意识的操作者和没什么个体意识的操作者),这个情况如果是在企业做科研会得到更明显的感受,甚至大型企业本身(小企业另说)的保密技术积累才是真正企业的知识生产投入,招聘来的研究人员很多只负责产品涉及的学科中的一个方向中的一个小方向的一个细节课题的一环。

把这些学徒工生产的一般智力进行打包,并作为知识再生产的投入资本,这个占用过程不仅是资本再生产的一环,同时也是产业制度再生产的一环,比起单纯的资本增殖的经济效益来说,这种再生产过程还促进了产业制度的迭代。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分子是共同体,人类的知识积累是社会的总福利这类自我想象,可能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模型。

而知识生产和其他生产模式又有一点不同。他虽然也是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组织方式的产物,但是他又不直接参与再生产。于是他内部的组织方式和晚期资本主义主义的企业组织又不太一样:

1.它存在技术资本占有者(或者非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学术雇工的矛盾。这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缺乏产权界定和劳动保障的境况。

2.绝对裁决权拥有者和无权学徒的矛盾,这类似于加洛林王朝封建时代领主-家臣的人身依附关系,大老板某种程度也是学徒的庇护人,没有大老板的社会资本你甚至不具备学术界的基本身份。理工科的话,你甚至拿不到起码的经济资源。庇护人也意味他对依附者存在支配权。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身是接受学术培养的学生实际上处于双重弱势之中。知识生产用极为低廉的价格和完全靠恩情的劳动保障水准雇佣了高质量的工人。而工人本身被逐个分化到生产体系中,甚至行成不了基本的互助,个体命运也依靠人身依附来进行安排。

被“智力剥削”的学术劳工-青年力

所以这两种权力模式的渗透,使得学术生产进入了一种不言自明的日常权力空间,运行着常态化的权力机制。

出于“雇主-学徒”关系,你必须要服从课题组技术资本再生产的需求,没有保障的以课题收益为导向,进行高强度工作。

出于“领主-家臣”的人身依附关系,你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操演着权力关系,这种不对称也导致了导师的性骚扰或者其他施暴方式有了栖息的隐蔽空间,并不受公共监管。

导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关系符合德勒兹曾经提到过的单方面的施虐行为。不同于主奴游戏这种经典的施虐关系,在单方面的施虐行为中,施虐方与受虐方之间并没有言明施-受虐关系与施-受虐范围,没有相应的契约关系。他就是施虐者单纯的权力感满足。这种满足渗透到各个细小的行为,小到让你在特定时刻用特定杯子给施虐者泡特定的茶;小到天天作为价值观强势方给你灌注极端的个体价值观并要求你认同;小到干涉你的个人生活让你无条件奉献;小到让不会喝酒的你必须服从酒桌规则;小到论资排辈的逐级压制;小到无道理地以“必须尊重我”这种道德解释权来满足自己不合理的要求。这种完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延续这种施虐的合理性,使得施虐者在完满的权力满足中无法自拔,其中无自律者自然滑坡到新一轮的施虐--对受虐者私人权利的践踏。

被“智力剥削”的学术劳工-青年力

常态化的施虐使得公共道德监管力度被阴影遮盖。让施虐者从资本关系上的剥削走向权力关系上的剥夺。这也使得无处不在的反动学阀做派和压迫逻辑在被打倒几十年后被重新捡了起来。

这使得公共舆论一旦介入其中填补权力不对称的缺位,就开始集中暴露出一系列此类案件,实际上也更多的暴露出某些被忽视的权力运作方式。过度失衡的不对称以及低流动性的学阀垄断,既无利于高效利用国家科研投入,也无利于增加知识生产的效率。对学术劳动者保障的忽视既造成人才流失,也让被打倒多年的东西如蛆虫反噬般反攻倒算。

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奈格里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关于奈格 里与诸众等概念在之前的文章《头号玩家:死宅的革命骨气与诡异的未来》中有介绍),但不得不说,用诸众(奈格里的概念,在之前的文章《头号玩家:死宅的革命骨气与诡异的未来》中有提及)的公共行动和有效联合介入社会再生产之中(比如“评师网”等对于资本垄断者对抗的外部话语策略,劝退和避免后来者跳坑成了一种政治性基本互助),使得学术雇工对于一般智力资产进行重新领有,这至少使得不对称的权力结构被外部联合击穿,有利于知识生产体系的进一步连续发展。

(本文转载自“新潮沉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