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蔡元培是神坛之上的人物。

他所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给刚刚从科举梦中醒转的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生的魂魄。他与他带领的那个群星闪耀的北大,成为旧中国的一片乌托邦。

也因为这一特殊成就,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那段时间,成为后人追思怀念的“黄金岁月”。蔡元培从一个高校管理者上升为道德层面的“完人”。在他身上寄托了两种“理想”:“包容”与“骨气”。

所谓包容,是蔡元培在北大时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的氛围,让各种主义、学说,尤其是与官方立场不一致的学说可以在北大存在。蔡元培所创立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制度,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决策学校事务,可以防止大学官僚化。

所谓“骨气”,是蔡元培能够在当局压力下挺身抗争,反对校外之手的介入,保护“异见”力量,维护北大这个乌托邦的独立性。“教授能做主的,政府就别管”。

被寄托了这两种期待的蔡元培,成为丈量后世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的一把尺子,进而成为抽打后世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的一条鞭子。

这个被高度符号化、近乎神话的“蔡元培”,是真正的蔡元培吗?

蔡元培是那个复杂时代中的复杂人物。他是前清的进士、翰林院编修,也是革命组织光复会的会长;他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也主持过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他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的证婚人,也是反蒋独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他力倡教育独立,也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执行者。他是“五四首魁”,也是国民党“取消学生运动”议案的提出者。

这种矛盾性在涉及自身利益和派系斗争中,尤其是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时年,北伐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内政治形势山雨欲来。党内右派感受到共产党工农运动的巨大威胁,一场“清党”运动呼之欲出。

当时,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在得悉蒋介石反共清党的计划之后,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商量策划,6次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商议“清党”,并担任主席。

“蔡元培”这条鞭子,该放下了!-青年力

▲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合影

会议还审定通过“检发共产党叛逆安全内应予通缉人之名单”,共179 人。其中既有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

对这份名单,1934年香港《平民日报》曾刊登评述,称蔡元培受了吴稚晖等人的蛊惑,处置名单是出自保护共产党人的目的。蔡元培看到后,在简报上留下“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写”的评语。

依靠这一系列会议提出的议案,蒋介石发起血腥的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丧生。在清党过程中,蔡元培也赴各地作演讲,称“国民党受共产党之催眠,共产党之煽惑”,“其煽动手段,无所不至,稍一不察,辄受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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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面,在浙江“清党”委员会枪杀20余名共产党员一事发生后,蔡元培随即呼吁不能随便杀人,而“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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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屠杀

有人当时向蔡元培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蔡元培闻讯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这样,朱宜权才免遭毒手。

当年由蔡元培引入北大的李大钊,也在这次“清党”过程中就义。在蔡元培的帮助和筹资下,李的独子李葆华得以改名换姓赴日本避难。

蔡元培的复杂性,也体现在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的7次辞职风波中,不是一句“有骨气”就能简单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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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整理了蔡元培7次辞职的主要原因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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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学生运动”辞职的三次,因“教育经费”拖欠有三次,直接反抗政治环境压迫的两次。

面对当时民国走马灯般的总统、政府,蔡元培与各方各面的关系只有远近,未见决裂。旧的势力视他稳重,新的主义视他开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能从他那里找到源流;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很多早期领袖,都与他颇有渊源。

放眼今天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位校长,都不可能有蔡元培那样复杂的人生经历。拿蔡元培的教鞭抽打今天的大学校长,显然是既不公正也不实事求是的。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提出,有当时中国复杂的背景因素,复杂的环境因素,也时时冲击着蔡元培的理想。

在蔡上任前,北大还保留着“国子监”的官僚习气。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学生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上课带着听差跟班,体育课时,老师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他们把大学当科举,考试混个及格,选课选有官职的老师听。同学间相互“结十兄弟”,毕业后谁混得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有福同享”。

更加荒唐的是课余生活,一到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都说“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好主顾。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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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肃北大的学风校风,蔡元培在上任后提出学术独立于政治、学校力避政治介入的主张,要求大学要摆脱官场习气,成为纯粹研究学术的机构,具备自由的品格。他是在乱哄哄的社会环境中,努力隔出一片能够供教授和学生安心学习的空间。

蔡元培的努力挽救了北大、改变了北大。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亡国灭种的威胁一天紧似一天,北洋政府的统治一日比一日混乱,民族的命运就摆在知识分子面前,整个华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蔡元培对学校既安心于学术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也非他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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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他的整个北大生涯时时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他既希望学生学有所用,能够投身社会公益中去,“读书不忘救国”,又希望学生能以学业为重,学生身份与国民的身份分离,保持“救国”与“学习”的平衡,不要让青春走向“政治激进”。但这一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胡适也因此曾有总结,“我们今天反观北大的成绩,我们不能不感到许多歉意。我们不能不说: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 ⋯⋯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

蔡元培的遗憾,他学校成为“纯粹研究学术的机关”的理想,只有在一个真正安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才有可能实现。蔡元培在首次提出“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当中提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略不俱”,北大办学条件,只能跟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学者的条件相比,这与如今北大的条件环境相比,真是沧海桑田。

在蔡元培时期,北大有文、理、法三科研究所,14个系;而如今的北大,有人文、理学、社会科学、信息与工程、医学5个学部以及深圳研究院,62个直属院系,本科专业120个,涵盖除军事、农业以外所有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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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看到今日的北大,难道会不感欣慰吗?

在这个层面上,也由于北大百年的发展,专业学科的空前扩大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学校的管理工作,必然更加专业和细致,不可能与蔡元培时代简单相等了。

如果说,蔡元培对今天的大学和大学校长还有什么深层关照的话,刀哥倒想说一个平时被大家所忽视的点。大学是一个国家教育的门面,而校长不仅仅是一所大学的最高管理者,也是一所大学的门面,带有很强的公共关系性质。

有人总结蔡元培一生,曾有两次落泪,一次是“五四运动”中蔡营救的被捕学生获释后,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工和学生迎接。蔡劝学生们不要哭,应当高兴,话未说完自己也留下了眼泪。有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蔡先生是那样的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颜,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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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应汪精卫之邀共进西餐。席间,蔡元培力劝汪精卫改变亲日政策,坚定爱国立场,以推进抗战的国策。语至恳切处,潸然泪下,泪水滴入汤盘中,蔡将汤和泪一并咽下。除汪精卫外,在场之人无不动容。

在这两个节点上,蔡元培的所言所行,是当得起北大这个“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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