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欧美口头上自由市场挂在嘴边,但实际上一直有《瓦格纳协定》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前述通信标准的博弈过程,与中美欧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差不了多少了,甚至可以说两者几乎是同步的。华为想进入美国市场,尝试多年都不行,这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总统一声令下,美国各公司整齐划一地对中兴进行封锁,这时候就不说政府干预市场了?所以说,中国有些人不是被忽悠傻了就别有用心,这世界上哪有纯粹的自由市场?美国处心积虑地防着中国崛起,打压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的厂商就应该团结一心,结成统一战线,国家利益应当高于企业利益。

近日,联想2016年底在5G标准方案的投票问题被翻了出来,又掀起舆论热烈讨论。据说,在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联想集团针对5G标准的Polar短码方案(由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主导)做出了弃权的投票,即联想带着收购的摩托罗拉一起站队了高通,而没有支持中国企业华为,最终导致华为以微弱劣势输了。

这事发生在一年多以前,为何当时没有引起反响,却在现在引起舆论上的轩然大波呢?

事情其实起因于中兴。中兴事件后,网上一片同仇敌忾之声,为中兴的遭遇鸣不平。然后网上突然盛传,当年在争夺5G编码标准的时候,中兴背后捅了华为一刀,把票投给了高通。有人就此借题发挥,中兴是买办企业,落到今天的下场罪有应得。

但很快网友就发现,这完全就是子虚乌有的谣言。中兴一直鼎力支持华为主导的Polar方案。

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呢?有网友顺着线索,很快查到3GPP举办的一次有关5G标准的会议记录,却发现中兴支持华为,支持高通的中国企业另有其人。

那就是常被戏称为“美帝良心”的联想。

从联想投票风波,谈通信标准与爱国主义-青年力

网上流传的一张图

这个外号,来自于联想长期以来的差别化定价策略。

一般的跨国定价差异,通常是因为出于对本国产业竞争的考虑,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使得进口商品比其在原产国售价更高,降低其竞争力。然而联想并没有什么核心技术,因此美国也不用担心它的竞争力,没有必要对其征收保护性关税

联想作为外来品牌,在美国的竞争力不大,所以要靠低价高配的策略来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不关注计算机配置的人,联想作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民族企业,品质是有保证的,所以不担心销量,为了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价格配置可能就不能如国外那么吸引人了。

所以就出现了一家中国企业,产品在中国卖得更贵的奇葩现象

当然,联想一直自我标榜为一家“国际化企业”。

说它是美帝良心可能有点过于苛刻,但肯定不是中国良心就对了……

因此,联想背后捅刀的说法,与人们长期以来对联想形成的负面看法颇为符合,于是在中美贸易战引发民族主义感情爆棚的当下,引起了口诛笔伐。

然而,联想集团昨日(11日)发布声明宣称:“在3GPP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联想针对5G标准的Polar方案投票(该方案由中国移动、华为等中国企业主导),包括联想旗下的摩托罗拉移动,所投的都是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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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官方微博也发表声明,2016年11月3GPP会议上,华为及其他55家公司(包括联想和摩托罗拉移动)基于广泛的性能评估和分析比较,联合提出Polar码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机制并获得通过,联想及其旗下摩托罗拉移动针对该方案的投票都是赞成票。至此,5G信道编码技术方案完全确定,其中Polar码作为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LDPC码作为数据信道的编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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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3GPP一共进行了三轮投票。1、长码投票,联想两票给高通。结果高通胜,这两票不影响最终结果。2、短码投票,联想两票弃权,导致华为一票之差输给高通。3、控制码投票,联想两票投华为,最终华为取胜,但是联想的票不影响结果。

因此,网上揭露的内容和联想声明的内容都没问题,但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

联想所谓的投华为,其实是控制码,但是大局已定,不需要联想锦上添花了。网友揭露的是短码方案,联想投了弃权票,导致华为一票之差输给高通。华为则可能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团结联想,因为通信标准的争夺是一个长期的博弈,研发做得好只是一方面,通过合纵连横建立统一战线更加重要。

可能有人不理解,为什么通信标准的投票这么重要,难道不是哪个技术好就用哪个吗?

北山曾经干了十余年通信及互联网行业的专利工作,华为、联想以及其他一些通信企业都曾经是服务过的客户,对通信行业也算是比较了解,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要理解什么叫通信。最广义的解释,对象A和对象B通过某种介质实现信息的传递,都可以称为通信。

在通信过程中,发送方需要将信息用特定的编码方式进行编码,码流在介质中传输后,接收方用相应的解码方式将码流翻译成可以理解的信息。

很显然,双方必须对编解码方式达成一致的共识,才可以实现有效的通信,这个共识就是通信标准,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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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交谈就是很典型的通信过程。说话的人必须把想法编码成一串语音,通过发射器(嘴巴)发送出去,经过介质(空气)传递到听话者的接收器(耳朵),听话者在头脑里进行解码,将其翻译成一种语言。很显然,在这种通信方式下,语言就是通信标准。如果语音是通过电话传输的,那么还要叠加电话所使用的通信标准,那可以理解为电话机之间沟通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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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理论上说,最好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这样大家都可以无碍交流。

《圣经·创世纪》中说,大洪水之后,上帝以彩虹与地上的人们定下约定,不再用大洪水毁灭大地。但是有人怀疑,万一上帝啥时候发怒了,再来一次大洪水咋办?我们不能把子孙后代寄托在彩虹上啊?于是他们决定造一座通天塔。上帝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统一强大,心想: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通天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们。于是他悄悄地离开天国来到人间,改变并区别开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因为语言不通而分散在各处,那座塔于是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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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

与天主教长期作对的共济会,则在其《共济会宪章》中有另一种解释:

世界上第一个吸血鬼该隐的后代尝试窥探神之领域(自然科学),上帝震怒,降下洪水毁灭人类(按照这逻辑,理科生统统都要遭雷劈)。大洪水退去后人类迎来复兴时代,但大多数人类十分愚昧,只有石工(Mason)仍旧掌握着自然科学和几何学的秘密。

根据这些知识,他们知晓了人只不过是神的“不完善的复制品”。石工们发现如果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克服人类自身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缺陷,从而回归神的领域。石工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巴比伦,开始建造一座名为巴别塔(Turris Babel)的通天塔。上帝看到人类如此团结,担心他们会变得无所不能,于是搅乱了他们的语言,石工们变得语言不通而无法合作,荒废了造塔的工程,并散布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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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宪章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强调了人类语言相通的重要性。通信标准也是一样,理论上说,最好大家都用同一种通信标准,这样所有的通信网络就可以互联互通,多好!

但是(凡事就怕这个但是),理论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

就像语言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难以统一一样,通信标准就是信息时代通信设备之间通行的“语言”,涉及到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中国境内之所以沟通无碍,还要归功于两千年前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强力推行“书同文”;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大力提倡普通话。

在世界没有天下大同之前,统一通信标准难上加难。

我们现在所说的通信,通常是指无线通信技术。通信网络是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通信标准除了涉及数以万亿的经济利益,其主导权可以看做是通信领域的主权,凡是有追求的大国都对此誓死捍卫,不容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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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g时代,就有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采用时分多址技术)和CDMA(码分多址)两套标准,分别被欧洲和美国主导。另外日本还有一个PDC标准,仅在日本使用,中国当时仅是旁观者。

到了3g时代,日本被踢出局,中国加入进来,呈现CDMA2000,WCDMA和TD-SCDMA三足鼎立之势。

在提出TD-SCDMA标准时,中国的决策层内部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持怀疑态度。怀疑者通常的观点是,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

在当时,这种质疑的声音非常强大,也非常有道理,似乎难以反驳。

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顶住巨大压力,最终拍板:“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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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直元

就这样,中国开始了制定自主通信标准勇敢的尝试。

这三种标准中,欧洲主导的WCDMA占据优势。美国不甘心劣势,又弄了一个WiMax标准出来。WCDMA最成熟,而WiMax技术效果更好,但遭到了欧洲厂商的一致抵制,没有推广开。

WCDMA优势太大,劣势的美国联吴抗魏,拉拢中国一起对抗欧洲。中国说我也有自己的标准,美国想,总比中国倒向欧洲强啊,就支持中国提出了TD-SCDMA,成为3g三大标准之一。

美欧都觊觎中国的市场,以当时中国的情况,根本没有底气拒绝,于是强行让底子最好的中国移动上马中国标准,WCDMA和CDMA2000分别分配给联通和电信。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成为三种通信标准缠斗的战场。

联合国筹备过程中,原本只有美苏英三个常任理事国,这是雅尔塔会议的格局。美国坚持把中国加入作为常任理事国。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蒋介石说了算,那么中国这一票永远都会支持美国。苏联为了对抗美国的优势,提议把法国也加入进来。英国对此表示抗议,但是无效。

中国参与3g标准与中国入常一样,本质上都是大国博弈的棋子。相同的是,中国不满足永远作为棋子,而是谋求棋手的地位。

诚然,在技术上,TD-SCDMA不如WCDMA和CDMA2000成熟,在产业化方面也不算特别成功,在用户体验方面更是差强人意,但毕竟没有本质差距。中移动等一批通信企业以失去部分用户和移动3G用户上网体验差一些为代价,壮大了我国通信产业,为中国参与国际通信标准制定跨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欧洲从2g的GSM转移到3g的WCDMA,实际上是技术难题暂时难以攻克,放弃了原先的时分多址,转移到码分多址路线。

由于欧洲通信技术积累十分深厚,WCDMA在3g时代仍然占据主流,但是却无法绕开美国高通公司在CDMA技术上积累的大量专利(回忆一下,2g时代美国坚持CDMA,从而确立了技术优势),因此无论是WCDMA还是CDMA2000,通信设备都必须缴纳数额不菲专利授权费用(俗称“高通税”)。而中国的TD-SCDMA却无需缴纳高通税,因此当时移动的手机相对来说都便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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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的霸王行为引起了中欧通信厂商的众怒,导致在4g通信标准制定中,中欧厂商的指导思想就是去高通化,时分技术又成为主流,使高通在4g时代跌下神坛,中欧通信厂商联手上位。

发改委之所以“敢于”对高通提起反垄断,底牌之一也是中国通信产业已经从3g时代的参与者,成为4g时代的规则制定者,而高通在4g时代却早已不复在3g时代的辉煌。

在产业实力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时,在技术实力上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旧时代的不平等协议理所当然地应当被抛弃,行政力量的“干预”仅仅是加速这一过程,并为通信终端厂商与高通达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协议保驾护航。

这与国家综合实力发生变化,必然发生霸权交替一样,通信领域与国际政治一样,一切以实力说话。

在从3g到4g演进的过程中,华为、华三(原来是华为和3com合资,如今是惠普旗下的公司)、中兴、大唐(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TD-SCDMA的提出者)、鼎桥(华为与西门子合资)、普天(前身为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和大唐一样是央企)以及北邮都投入了大量研发工作,当然投入精力最多,做得最好的是华为。

除了华为比较有决心有追求,也确实是因为华为很早就卷入与跨国公司的专利诉讼,认识到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本人曾处理过大量华为的通信专利,从早期稍微优化一下信令流程,改个码字,到后来不断涌现基础标准专利,华为的进步有目共睹。

因此到了4g时代,中国厂商从不起眼的跟班,一跃变成了制定标准的主要参与者,虽然仍然是实力较弱的一方。

至于联想,在倪光南院士任联想总工程师时,联想也是技术流。不过,随着倪光南和柳传志技工贸、贸工技之争,在倪光南的出走后联想走上了贸工技之路。此后,联想的专利主要就是电源优化、主板设计,机箱外形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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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

以上提到的公司,除了中兴我没有直接接触之外,其他的公司(包括联想)都打过交道,可以说亲历了我国通信行业从弱到强的过程。

有人说,选择哪一个通信标准,完全是厂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作出的选择,无需牵扯爱国的问题。

诚然,公司的基本追求是盈利,商场如战场,同一个国家的厂家也经常打得你死我活,比如华为和中兴之间互掐得就挺狠。

但是,企业同样是讲政治的,特别是通信行业这种关系到国家根本命脉的行业,政治性尤其鲜明。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统一规划,3g标准哪来中国的一杯羹?如果没有前瞻性的产业布局,靠单一企业单打独斗,取得今天的成绩无疑是痴人说梦。

我国将5g列入《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规划,并专门成立IMT2020(5g)推进组;三大运营商5G试点布局全球领先,华为、中兴等通信主设备商5g端到端解决方案具有很高的成熟度;5g射频前端塑料天线振子、线路板(PCB)、高频覆铜板(CCL)、陶瓷介质滤波器、5g终端芯片、5g高速光模块等已掌握核心技术,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准备度高。

到了5g时代,欧洲基本也就是旁观者了,就剩下中美博弈。

恐怕也正是因为中国在5g技术上具有较大优势,使得美国产生了恐惧,悍然发动贸易战,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方位打压。

通信领域的博弈过程,与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演进过程也是类似的。最初是G7主导,其实就是美欧再加一个日本。后来中国加入进来拉了几个金砖国家,成为G20。再后来就是中美欧三家博弈,其他国家边上等着出结果。到现在,基本就是中美两家谈。谈好了,其他国家只有接受这一个选项。

欧美口头上自由市场挂在嘴边,但实际上一直有《瓦格纳协定》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前述通信标准的博弈过程,与中美欧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差不了多少了,甚至可以说两者几乎是同步的。

华为想进入美国市场,尝试多年都不行,这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总统一声令下,美国各公司整齐划一地对中兴进行封锁,这时候就不说政府干预市场了?

所以说,中国有些人不是被忽悠傻了就别有用心,这世界上哪有纯粹的自由市场?美国处心积虑地防着中国崛起,打压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的厂商就应该团结一心,结成统一战线,国家利益应当高于企业利益。

当年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共在日寇面前,还知道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呢!如今连这点觉悟都没有?

国际政治中美之间的国家博弈,通信行业就是最前沿的战场。

说完通信标准,我们再说说联想。联想创立的很早,曾经是中国民族高科技企业的象征。然而创立得早,是优势也是劣势。

在谈到大航海时代国家崛起的规律时,北山曾说过,葡萄牙西班牙是第一批,靠挖矿崛起,相当于煤老板,荷兰是第二批,靠倒卖商品崛起,相当于国际倒爷;英国是第三批,容易赚的快钱都被别人赚完了,只好下苦功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造别人都没有的新产品,相当于华为这样的制造业公司。

联想由于起步得早,基本就是走向了荷兰式的倒爷路线。

在九十年代,中国基本没有什么高科技企业,联想把国外生产的各种计算机零部件组装起来卖到国内,就可以发大财,还何必废那么大力气自主研发呢?于是联想赶走了倪光南,靠扩大规模倒卖,躺着挣钱。

这完全是被眼前的短期利益蒙蔽,愚蠢地倒退!

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最后一次发奋图强,实行清末新政,在北京前门兴建了“京师劝工陈列所”,作为官办的工艺局产品展销场,承担民族工商业的展示功能,其含义“劝人勉力、振兴实业、提倡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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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劝业场

在内忧外患的岁月里,“劝业”二字寄托了一个时代实业图强的希望。它第一次给老百姓树立了“国货”的概念,从北京劝业场当年的盛景中,可以看出当年人们对于中国制造的殷切希望。此后,天津、成都、武汉相继兴建了名为劝业场的商场,都是以鼓励国货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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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劝业场

1933年,北平国货陈列馆宣传《中国国货暂定标准》,曾将国货分为七等,第一等是 “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而其中第六等为:“国人股本、借用外款、国人经营、大部分外国原料、外国技师”。从中可以看出政府鼓励民族资本发展,鼓励工业生产,但并不排斥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

当时,“国货”的概念已包括“鼓励发明、提倡专利技术”内涵,并具有“中外合资”理念。不少民族产业纷纷打出了“自信中国造”的旗帜,很多人更是直接放言:“买的不是国货,而是对于中国制造的信心。”

百年之前的中国民族企业家,都知道中国弱就弱在技不如人。无数人抱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前赴后继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消化创新,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比如说,我国近代的化学家侯德榜先生与范旭东先生,带领永利公司,在制碱技术和市场被外国公司严密垄断下,进行一系列艰苦的技术攻关,终于在1926年生产出质量更好的国产纯碱。在此基础上,侯德榜又经过长时间艰苦研发,在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开发出可以同时生产纯碱和氯化铵的联合制碱法,开创了世界制碱工业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又研发出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化肥生产技术,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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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和侯德榜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师,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至于当时流行的在国外镀金,搬运国外政经法哲概念回国卖弄,名为“大师”实为“文化买办”的一批沽名钓誉者,就只能是呵呵了。

联想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利用先发优势赚得盆满钵满,本来拥有巨大的优势和便利条件,能够成长为中国ICT行业的领军者,标准制定者,却被唾手可得的利润迷住了双眼,满足于做一个倒爷。

说白了,联想就是利用国内和国外的技术差距,躺着赚钱。

中国人前赴后继,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斗一百余年,不就是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崛起吗?连顽固的慈禧太后最后都知道,国家振兴离不开自主研发。在如今中国崛起到紧要关头,联想却在关键时刻不向着自己人,胳膊肘往外拐,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

说得不好听一点,这与一百年那些在中国卖洋货的买办们,成为列强欺压中国的帮凶的那批人,有什么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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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买办群体

好在列强还是那些列强,中国却已经不是中国了!

随着中国一批坚持自主研发的企业纷纷崛起,国内国外的技术差距迅速缩小,买办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不思进取的联想节节败退,市值不断缩水,甚至刚刚被香港恒生指数中移除。

倪柳二人的路线之争,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联想今天的命运。

联想的决策者们,应该去前门的劝业场门前,站在那里好好反思,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说不定还可以抢救一下。

否则,那句广告词中“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就成了一句大笑话。

我看失去了以后,中国将会变得更好。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北山浮生谈古论今”,经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