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的三元里抗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件大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它长期被看作是近代群众爱国斗争的第一个高潮,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史观时代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但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通过中西史料的对比,三元里抗英的一些基本史实被逐步厘清,又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贬低这场斗争来表达另一种政治态度。

应该说经过多年学术界的整理,三元里的基本史实和历史背景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但是三元里抗英仍然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这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抗争本身,它对我们认识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叙事、民族意识,乃至于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与历史认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三元里的基本史实

1841年5月29日,一股英军侵入广州附近的三元里附近,对当地进行了劫掠。此前已经因为英军暴行而十分愤怒的三元里乡民顿时揭竿而起,聚众十余万,开始围攻英军。由于大雨磅礴,英军弹药俱湿匆忙后撤,一度非常狼狈。英军主力闻讯后,派出了两个连的兵力进行了救援,在付出一定伤亡后救出了被包围部队。已经组织起来的十余万三元里民众紧追不舍,顺势包围了占领越秀山的英军双方,声言将决一死战。最后广州知府余保纯在英国的压力下出面劝谕,民众撤围,事件得以解决。

三元里与近代中国的群众斗争(上)-青年力

三元里的基本经过中英双方的争论都不大,日后被人所诟病的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其战果和影响被人为的夸大了。特别是一些文人留下了例如“噎其渠帅伯麦、副帅毕霞 , 斩首七百四十八级”这样过度夸张的描述,伯麦为英军舰队司令,毕霞为先遣舰队指挥官,自然不可能被斩杀。即使后来也长期沿用了民团在事后公开宣称的歼敌二百余这样一个笼统的说法,应该说是夸大了不少。这个问题,茅海建老师的《三元里抗英史实辨正》中通过文献比较已经基本厘清了。英军的伤亡大约是死5到7人,伤23到42人,英军虽然不久就离开广州,但也不是因为这个事件。这也是一些人之后常常以此为非议这场斗争,甚至意图作为否定整个近现代对外抗争的着力点。然而这种看法无疑是很浅显,或者说是别有用心的。

三元里抗英今天我们来看,固然对侵略者造成的伤害没有传统文献里描述的那么大,甚至我们也承认无论当事人,还是清朝的官吏文人出于爱国主义也好,出于政治需要,乃至直接的经济利益也好,对战果确实进行了夸大。但就像茅海建指出的那样,即使这样的战果,按照英军的记载,在整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是排名第四的战果,甚至比关天培殉国的虎门之战,阵亡了定海三总兵第二次定海之战,战死了陈化成的吴淞之战取得的战果都要高。虽然有天时地利的因素在内,团结起来的民众竟能取得超越清军的战绩,无疑折射了十九世纪中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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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衰老帝国无可避免的失败

应该承认,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来的时候,清王朝的失败是一种无可抵挡的失败。而这种失败是难以被清政府,甚至日后的国人所接受的。这种无法接受成为包括三元里在内的各种历史瞬间在未来的岁月中发酵的摇篮。广东的军事失败是因为用投降派的琦善代替了主战派的林则徐,是奸臣代替了忠臣;虎门之败是琦善破坏了林则徐留下的部署,不肯救援关天培;镇海之败主要是因为余步云率众溃逃;吴淞之败是牛鉴临阵脱逃导致陈化成功亏一篑......但如果认真看待史实,我们就知道这些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托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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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孱弱无能充斥着整个近现代中国军队,但当第一次战争到来时,清军仍有众多高级指挥官已经尽了他们在当时条件下能尽到的最大努力。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战死的总兵及以上的高级军官达数十人,如陈连升父子同殉,定海三总兵不能说其不英勇,穿鼻海战英军几乎是匪夷所思的看到关天培指挥的破旧舰队以卵击石,陈化成与阵地共存亡。然而这种勇敢很快就要被事实所打破。真正可怕的是厦门之战,在同样是主战派的两任督抚邓廷桢,颜伯焘以最大的努力经营要塞,不惜巨资修建了最高等级的花岗岩要塞购置了先进的西洋火炮,结果战死总兵1人,副将1人,守备等中级军官6人,厦门半日陷落,英军仅仅宣称伤亡17人,战死1人,远远不如三元里的广州乡民,原先主战的颜伯焘至此转为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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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战果无疑是匪夷所思的,已经超越了军事技术的范围。同期发生的阿富汗抗英斗争,利用地理和后勤上的优势,结合正确的战术,多次歼灭了成千上万的英军和印度仆从军,英军绝不是打不死的神兵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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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英军被认为是一支杰出的军队,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战果。但如果按照恩格斯的看法除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制度优势和装备优势,以当时欧洲列强的标准,英军有着各种问题,“在军事教育方面法国军官走在前面,在一般教育方面则是普鲁士军官走在前面;英国军官和俄国军官则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落后。”“英军司令部的水平最低,军队只能作最缓慢和最简单的机动”“除了俄国的以外,无疑要算英国的轻步兵最不适于执行这种勤务了。”19世纪初的英军依然充斥着社会底层的无赖与流浪汉,士兵得不到尊重,缺少有能力的贵族军官,军纪要靠皮鞭来维持。但是就是这样的敌人,即使一部分清军在爱国将领的带领下进行了奋力抵抗,甚至有乍浦之战,驻防八旗那样宁死不屈,战斗到最后一人,乃至举家自焚的,依旧毫无胜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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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承认,清军遭遇的惨状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遭遇的惨状差异性并不大。那些古老帝国的勇士,无论是骁勇的廊尔喀人,坚毅的阿富汗山民,强悍的缅甸武士,杰出的马穆鲁克骑兵,纵然能取得短暂的优势,最后都无可避免的走向失败。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燧发枪和青铜炮,在创造了机器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社会和人,创造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军队。仅仅依靠个人的武勇,甚至在技术差距的不大的情形下,即使封建军队最勇敢的部分面对近代列强的军队,也只能迎来惨痛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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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世纪到来的时候,比起迅速上升的英国,清王朝则在加速下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不过二十年,清军在陆上还有杨遇春这样的名将能组织近十万的大军跨越沙漠击败张格尔平定西域,海上有李长庚这样的名将能建造重型战舰霆船,组织舰队剿灭装备了仿制法国殖民者炮舰的安南海盗。可以说当1841年杨遇春的旧部杨芳来到广东的时候,他拥有的陆军和关天培拥有的海军远比清军二十年前虚弱的多。

这种不可思议的情形在近代史上还将不断上演,清政府及其之后继任者的无能腐败,而且是随着外部侵略的加深,越发严重的无能腐败,毋宁说才是导致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可以这样说,无能的近现代统治者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伤害和耻辱比起外国侵略者的武力伤害要来的严重的多。这样腐而不僵的政府组织力犹存,还在尽力的束缚压榨使整个社会民不聊生,死气沉沉,而面对外敌除了驱使无组织无训练的壮丁源源不绝的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去,白白送死外别无所能,事后则以惨重的损失夸耀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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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心已死与民气可用

但终究,三元里是实实在在的打退了英军,不同于日后冯宛贞式的传奇小说,不同于乞丐杀敌,侠女救国的神话,甚至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无数败战中最大的亮点,也是中国近代反抗外来入侵的第一个亮点。

之所以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论述一下近现代中国悲剧性的景象,是因为唯有了解了这样无奈而使人绝望的历史背景,才会对近代中国对抗外部侵略的第一个小胜利的三元里抗英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对之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巨大影响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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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条约既定,帝阅之,徘徊廊下,直至夜分,从者闻帝叹息之声,或自语不可不可。”作为承继了乾嘉之后衰世烂摊子的道光,一生勤俭,乃至吝啬,力图把整个社会挽回到某种朴素风气中去,每日四菜一汤,穿着打补丁衣服,带着一群穿着高价买来的打补丁衣服的大臣勤勤恳恳的修补着江河日下的大清朝。在整个竭力收缩的道光朝,清军的军事力量不可避免的高速下降,然而即使奋力压缩一切开支,王朝的末路已经不可挽回。继位前就每天一家三口吃烧饼打发晚饭,继位后皇后生日才舍得吃一顿炸酱面的皇帝,终夜徘徊,喃喃自语后还是签了南京条约。而到了道光末年,节俭了一辈子的皇帝才知道,他名义上有一千多万两白银的国库,居然已经差不多是空的,九百多万两白银不翼而飞了。这就是荒唐无比的道光二十三年银库大案,最后没有找到任何责任人,只能处置了一批偷盗数十年人人皆知唯独朝廷朝廷不知的库丁,满朝上下数十年来的经手官员无论生死,全体摊派赔偿,而实际挽回的损失不过二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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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外部冲击和内部塌陷,至此,清王朝的统治者的雄心壮志已经走向毁灭,整个王朝的运行已经从振作走向维持,一派末路景象。

和民间流行的忠奸论不同,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派出的高级官员普遍被当时的士林认为是杰出的,是经过多年考验的精英。即使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耆英给皇帝的奏章里仍然说“奕经,文蔚,余步云在浙江,奕山,林则徐,琦善在广东,颜伯焘在福建,筹办剿抚,不遗余力,亦皆井井有条。”甚至借英国人的口认为,这些人都是“中国好大臣”。从事后的处置看,虽然一口气道光革职了十多个钦差巡抚总督,斩监侯就有四人,但这些人经过多年的沉寂借着太平天国运动的浪潮又纷纷回到高位。比如名誉扫地的杨芳很快就回任湖南提督,奕山后来又当了黑龙江将军签了更加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琦善最后重新当上了钦差大臣,以太子太保身份病死军中,牛鉴最后终于正二品资政大夫,林则徐死于南下镇压太平军的钦差任上,颜伯焘死后按闽浙总督落实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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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元里抗英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是知府余保纯出面劝止了愤怒的义勇们,因此日后为人所不齿,甚至在主持科考时被生员用砖块砸了回去,背上了近百年的骂名。但我们今天也已经知道,实际上当时余保纯是立刻请示了两广总督祁贡希望发新到的福建水勇支援,趁机拿下义律迫使广州城外的英军退兵的,结果却是广州上下的将帅无一人敢受命,迫于无奈不得不劝退民兵。可以这样说,第一次鸦片战争证明,清王朝的忠臣也好,奸臣也好,能臣也好,庸臣也好,在压倒性力量的外敌面前都毫无力量可言,都注定要遭遇无可避免的失败。虽然在这时,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只有那些于外来侵略者有过实际接触的失败官员与武将,但这种趋势将很快蔓延到这个统治阶层里。由此这种恐外的心态将蔓延中国上百年,至此可以说君心已死,官心已死,当然这也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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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终夜徘徊的皇帝与无可奈何的封疆大吏不同,整个民间由于三元里的刺激,从此出现了新的思潮。事后不久,三元里乡绅就公开致书英国人:“我等所以奋不顾身,将义律围困于北门,叫白哇斩首于南岸,尔等逆党,试思此时此际,若非我府尊为尔解此危,则各逆党何能得首领以下”。俨然以胜利者自居。不久英军因为奕山签订了穿鼻条约,军中疾病流行,这也是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给英军造成最大损失的因素,而退出了广州。参战的民团当然会更愿意记住是自己曾经痛打了英军,一度取得了很大的优势,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此后,广州民众的抗英浪潮没有消止,甚至有了群众领袖钱江要组织十万民团攻打香港的号召。这种浪潮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在由官府组织,数十万广州民众参与的反入城运动中达到了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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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朝最后不得不承认了鸦片战争的失败,但除了少数接触了夷务的失败者,大部分官员,百姓乃至继任的皇帝还没有认知到这种压倒性的无力。无论普通百姓还是中下层官僚,三千年未有之变不是一朝一夕能被人们所认知的。大家更愿意接受简单的忠奸二元论,认为和历史上的一切外敌一样,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有昏君奸臣的破坏。而只要肃清了朝纲,这种耻辱很快就可以洗雪。这就为民气可用提供了之后几十年里旺盛生长的舞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叶名琛,徐继畲一度把这作为杀手锏来使用,结果只是带来了统治阶级更深刻的教训。叶名琛是有勇气的,但到了真正摊牌的时候,他和前辈面临的窘境是一样的,除了一死以外没有任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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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名琛)

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快速瓦解,历来是统治者打压重点的群众武装力量已经无可压制。清王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对群众组织的压制特别用心,按照大清律异姓兄弟结拜就要按照谋逆论处,二十人以上的首犯立即执行绞刑。然而清中叶以后,整个清王朝的社会秩序走向崩溃,三元里能在一日之间聚众十余万,显然不是仓促而来,其大背景与当地宗族势力的强大,长达百余年的土客冲突有关,这绝不是当政者的所愿意见到的。不难想象今天以宗族士绅为纽带组建的十万民团能够把刀枪对准侵略者,明天也能把刀枪对准充斥着整个清王朝上下的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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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差不多就在这个时期,以民风剽悍著称的广东潮州府已经沦为大族世家的法外之地。史称“杀人不抵命,抗税不完纳,均属常事。非威力足以制之,未有能遏其凶暴者。苟畏惧姑息,势不至戕官不止”。乃至公然与官府征战“某乡数十村,历年不完课。前任亦尝率兵往征,多败回。”最后以知府吴均率亲兵设伏斩杀民团过万,血流成河收场。即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琦善来到广东之所以很快要解散民团,也是看到了这一深层的统治危机,其继任者奕山“防民甚于防寇”亦并非全然是昏庸,而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封建统治的延续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叶名琛虽然在反入城运动中颇为娴熟的操作了民众,但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才刚刚镇压了规模颇大的红兵起义。镇压过程中,叶名琛一日之间斩首就近千人,以至于“血流遍地,大街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候埋葬,但却并没有任何准备铲除的痕迹”,为广东人所厌弃。

但无论官员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是波及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甘陕西北回乱,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了遍地烽烟的程度。而清王朝的最大支柱——武力,无论是绿营还是八旗,都已经腐朽无力,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维持统治。整个社会秩序的崩坏,进一步迫使民众以自保为目的组织起来,进一步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成为更大的不安定因素。这股力量既然不可遏止,试图借力打力,民气可用的主张就自然而然的在知识分子和官僚中升腾起来。

而这,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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