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梦龙

 

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进步的一部分,分清公与私的界限,恰恰是为了更有效的使用社会资源,更加有利于社会公平。
已经失联了五十天的徒步爱好者冯浩一行人就在前几天被找到了。他们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自行穿越羌塘无人区,结果失联五十天。为了寻找他们,当地政府出动了大量人员,消耗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就和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即使在被找到后,当事人仍然对事件没有一个起码的反省,冯浩本人一度觉得自己是初犯,五千块罚的太重了,他的女伴甚至还觉得一分都不该给。(根据最新消息,冯浩已经缴纳了罚款)怎么看待擅自穿越羌塘无人区的冯浩一行人-青年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了,这种巨婴式的穿越者屡次出现在新闻里,而这种不痛不痒,满不在乎的态度恐怕人们也不陌生了。这一次执行处罚的是当地林业部门,我认为在现有的规定下是合适的。这次事件应该说以往的事件性质要更为恶劣,它并不是单纯的驴友遇难,而是一群人非法进入国家级保护区。羌塘无人区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按照现有规定,自然保护区分为三个层级。最深处的核心区应该隔绝一切不必要的外部扰动,即使是工作人员在必要的研究之外也禁止进入,中层是研究区,这是工作人员日常进行科研工作的区域,外层才是过渡与开发区,可以允许经过批准的保护性开发。冯浩的行为显然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属于擅自进入保护区核心区,尤其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怎么看待擅自穿越羌塘无人区的冯浩一行人-青年力

保护区的核心往往是十分脆弱的,而人对自然的扰动又往往是超出人们的想象的。这种自以为是的探险者擅自进入保护区核心,肆意破坏,造成环境扰动,甚至无可挽回破坏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从这个角度说,罚他们五千元,写保证书,已经是极为轻微的处罚了。更不用说,这种象征性的处罚仅仅是对他们破坏保护区的处理,而当地消耗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又怎么说?这些都是以国民的税金来支付的,而本身当地有限的力量应该用在保护区的维护上,现在转用于他们身上,这难道是合理的吗?更何况,我们也知道越是容吸引这些人出没的地方,本身就越是危险的。那么在救援他们的时候,当地部门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救援人员面临着额外的工作压力和可能的生命危险又该怎么计算呢?别的不说,当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的聚集地之一,面临着盗猎者的极大压力,为了搜索他们出动了大量警力,如果由于他们的行为造成警力缺口,让盗猎者有机可乘,那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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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说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事实上就是在很多时候,这种明显浪费社会财富的行为却屡禁不止,又怎么不让人感到不满呢?一方面,对这种行为,我们当然要予以谴责,这些自以为是的巨婴以为自己是在追求冒险与刺激,为自己的一切负责,却从来没有想过,有多少人要为他们的愚蠢兜底。另一方面,当地部门,或者说相关的规定是不是应该与时俱进?这种不痛不痒的行政罚款,真的能起到震慑作用吗?我看显然是达不到的,这种象征性的罚款说不定还成为当事人的谈资,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以自己能破坏社会规则为荣。随便什么人,用五千块就能在无人监管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为所欲为,恐怕是对投入以千万计的保护区建设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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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了,为什么不让当事人为相关的搜索救援埋单?哪怕是实报实销,像这样大规模的搜救,几十万的成本总是有的,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金钱为他们埋单?这种行为,其实和高铁霸座,各种老赖没有什么区别。但比起当事人的无耻,我们更值得关注的是相关部门的纵容,如果没有这种纵容,便没有这种情形的愈演愈烈。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纵然呢?恐怕和一些部门的懒政是有关系的。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行为,绝不仅仅是因为一时心软,更多和具体执行人怎么看待国家资源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有一些人总有所谓老好人情节,觉得这是少年不懂事,没必要上纲上线,得饶人处且饶人。还有一些人是觉得事情好歹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要多生枝节。至于已经投入的成本,那是国家的财产,又不是私人的,这种时候不妨慷国家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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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态度是对的吗?我看是很不对的。国家之财税一分一厘都是人民之血汗,所谓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也正因为是这样,国家的资金流向每一分都应该用在刀刃上,而用来救助这种社会巨婴,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也不否认很多时候长期存在着具体规定执行难,执行无力,不是不想作为而是不敢作为的问题。但这与和稀泥的情形恰恰是相辅相成的。比如治理老赖,长期也存在执行难的问题,但付之行动,态度坚决,这些年来也就有了突破,这就是所谓事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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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都是万事开头难,这次西藏的相关地区能在执行上走出第一步还是可喜的。实际上越是危险,越是禁止入内的地方,就越让这些人像飞蛾扑火一样想方设法去涉足,而为了救援他们就越要投入更加巨大的社会成本,在缺乏必要的威慑力之前,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当地部门面对这样的人物,恐怕也是防不胜防,才有了这样的明文规定。但这样的执行力度确实是不够的,难以起到震慑作用。应该承认在长期积弊之下,能做出这样的反应已经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曲线救国式的做法是不是还有更多应该反思的地方呢?在当前规定范围内最有效,最具震慑作用的无疑就是有偿救援,可为什么只字不提救援成本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地区已经提出过有偿救援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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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普遍呼吁有偿救援,但有偿救援其实对当地部门来说是一件麻烦事,这恐怕是当地不太愿意拿出救援账单的原因。毕竟,这个成本怎么定?如果实报实销,如果对方没有支付能力怎么办?一定把有偿救援固定化,那很多人会不会拒绝救援,导致一些人原本可能获救却因为救援不及时而丧生。尤其是一些时候,找到是仅仅是一具尸体,那面对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属,马上寄出账单吗?毕竟收费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震慑和警告,而不是为了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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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次事件,他们之所以不愿意付钱,不外乎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人救援也可以正常离开,既然靠自己的本事出来,反而保护区的行为才是自作多情。但即使是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救援就是多此一举呢?恐怕不是这么一回事,当地警方是在得到了家属的请求后,才知情并出动救援的。那么如果冯浩一行如果不是救援的主体,他们的家属自然就是救援的请求主体。这本质和医院抢救病人又有什么区别,自然也有必然要在事后寄出账单,不外乎是寄给谁的问题。如果我们说的更严重一点,谁也不知道这样一伙非法闯入者会在生存有大量珍惜动植物的保护区核心区做什么,即使对他们进行搜索和抓捕恐怕也不过分吧?甚至为了寻找他们,不可避免的出动大量人员进入保护区,实际上已经对保护区的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乃至伤害。这种情况下,他们难道不应被为自己造成的生态风险负责吗?

当然,即使没有人请求,哪怕他们的家属也认为他们应该自作自受,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在知晓有人失踪的情况下,当地部门进行必要的搜索救援也是应该的。甚至在很可能无法收回成本的情况下,也应该力所能及的进行救援。我们绝不是说没钱还闯了祸就该去死,毕竟还要治病救人,给人一个弥补的机会。因此,先救人后付账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应该的。而面对那些救援之后的赖账者,今天对老赖怎么处理,那么他们显然也就怎么处理。至于那些遇难者,恐怕遇难不能作为逃避债务的充分理由,基于人道主义的减免是一回事,必要的成本核算又是另外一回事。甚至有必要引入一部分商业救援。特别是在那些力量相对薄弱,环境相对危险的地区,专业的商业救援团队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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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究不可能像一些资本主义大国那样不缴费不救火,消防员按社区收保护费。然而就像任何现代化国家一样,我们要面临着有限的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的问题。正因为是有限的,在那些不合理的领域使用太多了,恐怕就要影响到合理的领域了。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进步的一部分,分清公与私的界限,恰恰是为了更有效的使用社会资源,更加有利于社会公平。否则一个越无赖,越不遵守规则就越能得利的社会,又怎么能使一般人心平气和的去对待它,去遵守公序良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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