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是一个由来已久,又十分复杂的问题。这种超国民待遇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遗留,在某些人头脑里根深蒂固。从中国长期处于外交孤立,仅有极少数国际友人,有意识的争取外国人再到刚刚打开国门,国内发展极度依赖外资的年代,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采取的权宜之策。和这种大政策呼应的是一线执法的困难,不外乎是处理涉外事件程序复杂,涉及关系面广,容易出问题。

然而,前者随着中国的发展,不用说早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也是最繁荣的市场之一。大量的外国人完全是基于正常的工作,生活,自身创业和学习的目的来到中国的。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国欢迎一切外国友人的到来,但不是让他们来作威作福的,更不是仗着外国人的身份来无偿享受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的。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也越来越受困于各种低素质外国淘金客,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时候再谈那种外国人比大熊猫还稀有时代的祖宗旧制,可以说完全没有意义了,只是一种桎梏而已。

同样,这些年来许多大城市已经积累了大量针对外国人的执法经验。而与此同时,差别式执法的情形也屡见不鲜。法律的基础是公平,这种差别式执法恰恰是对法治精神和执法者声誉的最大伤害。同样的行为,为什么国人做不得,外国人就做的,国人被罚,而外国人就批评了事,如此操作又怎么能不激起民怨,让一线执法者左右为难。可以说基层普遍抱怨的涉外执法难的问题,固然有一些是不少领导干部脑子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打着崇洋媚外软骨头的思想钢印,但从根源上来说就是负责的领导没有担当,不敢秉公执法,是一种争功诿过的体现。可以说,越是发达的大城市这种毛病就相对越少,而越是落后官僚气息越重的城市,这种情形就越重。这种对外国人的能不能有效管理甚至可以看做是一个城市国际化水平如何,管理完善与否的绝佳窗口。

我们很多领导干部喜欢谈国际化,但什么是国际化,是不是外国人多多的,中国人少少的,干脆鸠占鹊巢才算国际化呢?国际化应该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能在中国的制度下共同生活,这也包括遵循一样的规则。如果我们从国际经验来看,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对本国公民采取了优先政策,而对外国公民更多是要求非歧视性政策。说到底一个发达国家能够繁荣强盛,主要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努力,而对外友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和外国人在分享这种成果。这是一个谁是基本盘的问题,为谁而执政,关乎执政根基的问题。

国人好客,并非无原则的迁就……-青年力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中外交往正在成为日常。同样,一面是中国国力不断增长,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90后,00后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长,一面对于中国的发展,一些外部势力长期保持着敌视的态度,不时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情感和利益。这种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变化,不能不引起民族情绪的激荡,应该说这是好事,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外部挑战,人民群众有更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有更多的自信心,团结一致,迎难而上。但相应的,这种情绪遭遇到越来越频繁的对外交往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特别是这种不公平,不合理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的时候,人们又怎么不会愤怒呢?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好客的国度,但这种好客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应该承认这一点,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对外国人处理上是缺乏经验了,不是当做老爷,就是当做敌人,唯独缺乏平视。无论说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还是歧视性待遇实际上都是不合适的。这一点上,我们确实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关键在于要一视同仁,既然来到中国,就要学中国的文化,守中国的规矩。相比许多表面自诩公平,实际上暗含着歧视,特别是对亚裔歧视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文明古国,人民的气量是要大一些的,也是能做到这一点。

更进一步说,这种超国民待遇和差别执法的根源是官僚主义的抱残守缺和挟洋自重,其本质是歪嘴和尚念经,损公肥私,因循惰政。通过对政策的扭曲性解读,不惜牺牲一般人,乃至国家的利益去为个人谋取政绩资本。至于这个过程中消耗了多少的资源,遗留了多少问题,引发了多少矛盾,则在所不计。一旦有了问题,能掩盖的就掩盖,不能掩盖的就推诿。

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化的问题,正是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才要强调执政体系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要进一步狠抓四风问题。这些问题长期积累,长期得不到解决,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槛。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进入社会发展的繁荣期后都面临着群众普遍性对自身权益的强烈诉求。这当然不是吃饱了肚子没事干,而恰恰是社会进步的直接体现。也有许多国家就倒在这个门槛上,不能正确处理这些诉求,反而激起了更大的社会不满,进而成为国家停滞乃至动荡的根源。这是一场躲不过的大考,也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整治,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的体系建设,提升人民群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真正进入成熟发达国家的行列。

国人好客,并非无原则的迁就……-青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