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9年9月3日,是一个元气满满的节日——胜利日。抗战胜利已经74周年了。胜利日作为国家节日,是近几年才提出的。最难忘的则是2015年9月3日的大阅兵。

“胜利日”杂感:可曾解得当年苦?-青年力

犹记得2015年,一位朋友曾许诺给我一张大阅兵的票,后来却食言了,在约好的交接地点没了人影、电话也接不通了,事后才承认没有弄到。于是乎,想象中期待万分、激情满怀的现场观礼,只好变成了看电视。虽然电视里的观感仍然震撼,但心中却充满了遗憾。这种心绪积存了好久,才释怀。

今天想起来,四年前的遗憾,实在是没有必要。或许,那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浮夸、幼稚,过于渴望一些场合,想通过活动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实际上,注意力永远在参加庆典的机会上,而从未真正放到事件的内涵里。今天来看,如果真正理解了抗日战争,理解了胜利日的含义,就不应该有这种攀附于一些场合的想法。就应该明白,今天,坐在电视机前,吃着零食、看着纪念的节目,与家人说说笑笑,已经是一件天大的幸福的事情。

几次去南京,当地朋友接待的都好,秦淮河畔五彩纷呈,美食令人大快朵颐。可就是回避着去大屠杀纪念馆。一位朋友悄悄跟我说“阴气太重”,意思是不要随便去。主人都犹豫了,客人自然生退意。这也从侧面说明,其实,在很多百姓的心中,大家是在回避大屠杀,不愿意相信这样一段可怖、血腥的历史几十年前曾真实的发生过,更不敢面对一些细节。

是啊。昔日血海无边的刑场,今日红旗招展的广场。昔日尸横遍野的战场,今日车水马龙的市场。历史蜕变的这样快。或许,只有从抗战老兵的泪光中,我们才能真实感知到从历史穿越带来的回声?但历史又确实那样发生过。

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挡疯狂进犯、威胁到武汉的日军,蒋介石政府下令扒开位于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目的是“以水代兵”。花园口决堤,虽然出发点是为了抗击日军,结果却造成44个县被淹没,88万人死亡,1200万百姓受灾。

从1938年2月开始,日军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1941年6月5日,日军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大量民众因来不及疏散都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由于管理隧道口的防护人员紧锁栅门、隧道建造过程中因腐败导致的设计缺陷,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这便是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

“胜利日”杂感:可曾解得当年苦?-青年力

1938年11月13日,国民党当局为对抗日军,采用“焦土抗战”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操作过程中,一系列偶然因素让火灾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万多百姓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长沙老城区毁于一旦。这便是“文夕大火”。

这三桩事件,并称抗战史上的三大惨案,都不是由日军直接造成的。而所造成的牺牲、带来的灾难,仅看看数字,便已然使人触目惊心。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实际上,摩擦在此前便已有。毛泽东主席在1940年2月1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攻顽固派》的发言中讲到:“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可以看出,在国家如此危难,国共两党一致对外的政治框架下,国民党顽固派依然时刻惦记着反共,制造一系列摩擦。像皖南新四军这样的牺牲,并非死于日本人,而是死于国民党顽固派之手,竟然连后续抗日的资格也被没收了。抗日有多艰辛,或可一窥了。

1935年,赵一曼写下了《滨江抒怀》:“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一世忠贞兴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此时,出生在四川宜宾、毕业于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她,已经在东北沦陷区工作四年了。

1936年8月,被捕后受尽各种酷刑的她,始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日本人终于决定把她处死示众。临刑前,她给儿子写下了最后的话:“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赵一曼享年31岁。

“胜利日”杂感:可曾解得当年苦?-青年力

为有牺牲多壮志!曾有人问,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三十岁的人看着比今天五十岁的人都成熟?或许,正是因为苦难,因为担当吧?——在平均年龄只有37岁的中国,三十岁意味着已经靠近了生命的终点。还能不成熟吗?炼狱的考验中,人得受多少罪?半辈子当几辈子在过啊。

回看今天,四十岁的女性还被称为“小姐姐”,不得不说,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侥幸。

曾有宣传口基层的朋友向笔者抱怨,2015年系“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2016年“纪念中共成立9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2017年“纪念建军90周年”......今年又是“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共和国成立70周年”,要写这么多文章,很多从事件内容到宣传手法,都大同小异,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么多重复、一遍一遍的纪念?这番抱怨很有意思。

是啊,从表象上,我们是在不停的纪念。但事实上,我们真正走进、了解历史了吗?那种漫漫长夜,那种血雨腥风,那种死亡的绝望,杀戮的苦难......一切都是真实的,就在几十年前。还好,战胜了它们,黑暗翻过去便是光明。可先辈们又是怎么战胜它们的呢?

我们为什么纪念?或许,正是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获得对今天的启发。历史是财富。我们纪念什么?我们忘却什么?以纪念的名义,连篇累牍的文字中,我们明白了吗,亦或忘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