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西方一共有两大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英国脱欧不可思议地成为现实,特朗普则赢得初选并获得党内一致支持,这起黑天鹅事件已经有了50%的发生可能性。而两起事件,“民主”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民主需要学习,学多久?-青年力

特朗普崛起也另西方专家反思民粹在选举政治中的角色

西方民主似乎进入了瓶颈,但却丝毫不妨碍精英们继续推崇这套制度。但在我看来,中国选择西方民主并不明智。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符合中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艾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中国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政治中心”。

文化上,这因袭于儒家对世俗化的强调。由于世俗化,宗教在中国社会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政治权力抗衡。

政治上则与科举制有关。而科举制令社会阶层流动迅速,导致中国从未出现过稳定而强大的贵族阶层,从而没有群体能对政治权力形成挑战和博弈——这与西方文明皇权、教权和贵族多方博弈、制衡完全不同。

从历史记忆角度,每当出现多个政治中心之时,国家往往陷入分裂、战乱,民不聊生。历史教训,使得中国社会对政治一元化高度认同。

此外,中华文明在价值偏向上,认同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也排斥了西方竞争性、对立性为特点的政治传统。

可见中国未来的制度演变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遵守自身的政治传统。中国或许可以引入选举、建立国会,也可以实行集体领导包括党内民主和任期制,但前提是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

或许有人质疑,何以同文同种的台湾就能够实行西方的民主?这样的类比成立吗?就连西方研究台湾的学者也普遍认为台湾模式不适合大陆。他们的理由是,台湾规模小、美国的压力以及出现江南案促成的权力传承危机都与大陆情况不同。而以我本人的研究,促成台湾民主的有十大因素。内因有:(人口和面积)规模小、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小、教育普及、廉洁的社会(蒋经国动用情治单位反腐再加上台湾很小,便于监控)、强人推动、“宪法”和政党理念(军政、训政、宪政)转型更为自然。外部因素则有:美国的压力、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和平方式对待台湾。历史偶然因素则是江南案造成国民党和蒋家权力传承危机。这十大因素大陆只具备两个。

更重要的是,台湾实行民主化之后,社会陷入停滞和倒退状态,从四小龙之首降为之尾,内部也极为分裂。在台湾观选时,当地学者往往自豪的声称台湾民主是奇迹。可就目前来看,认为台湾民主试验已经成功是不是还为时过早?

第二,从别国经验看,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付出的代价惨痛。

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代价极为高昂甚至生死攸关。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两百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在冷战之后,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处于转型带来的危机中,或在转型过后依旧落后。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八十多年,但至今国家仍是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2013年德国透明国际腐败排名:中国80位和欧洲的希腊并列,菲律宾94位,印尼1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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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前总理英拉身陷“大米换高铁案”,被控违宪下台。

再看拉美大国,和亚洲不同,它们大都是由原宗主国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 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以研究民主崩溃著称的学者包刚升先生曾总结道:一个国家平均要经历1.5-1.7次的民主崩溃,才能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这是较早启动民主转型的18个大国的平均值。这个数字放到中国这种超大规模国家身上会怎样?无疑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像的。更何况,发达国家的民主都是在全球化之前实现的,当今世界的发展速度10倍于以往,一旦把精力转移到民主转型上,中国将被世界远远抛于身后。

有人认为,民主是需要学习的。如果不给人民机会,永远不可能学会。只是这个学习期要多久?泰国八十多年还在学习,海地两百多年了还在学习。似乎今天的英国也仍然在学习——国家解体之后,人民连学习的基础都没有了。中国学得起吗?

第三,民主化隐含着国家分裂的危险。

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牢固的民族认同之前,实行民主极易让国家分崩离析。这在已经建立起成熟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是无解的难题。前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今有英国(苏格兰)、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法国对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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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苏格兰独立公投一度沸沸扬扬。

中国被认为到二十世纪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还是上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的。客观来说,“中华民族”还没有成为各民族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仍然存在疆独、藏独和台独的原因。这是为什么疆独、藏独和台独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原因。分裂的代价显然是中国无法承受的。

第四,西方循序渐进的民主化过程不可复制。

西方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像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发育和演变,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的发展。但是,西方国家却没有给转型国家循序渐进的机会,而是迫使它们在瞬间突变、休克方式完成民主化,好比“整树移植”。用一句话解释这一现象:高级民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价也是极为高昂。

民生的发展有可能导致民主的产生,而民主本身却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就实行普选民主的。在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普选民主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

第五,西方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借机彻底根除中国的潜在威胁。

这样的手段早已在俄罗斯身上使用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同时进行休克疗法改革。东欧成功了,俄罗斯却失败了。索罗斯在《开放社会》一书中提到,西方支持东欧而拒绝经济援助俄罗斯。他一语道破: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地缘政治。

举例为证。前苏联解体时,唯一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经建了40%。由于俄罗斯无力承担后续的建造费用,便停泊在乌克兰造船厂。尽管俄罗斯已经衰落至此,这艘航母也无法再建,但西方仍然不放过。于是便上演了如下一幕:苏联解体后第一个到造船厂来的客户,是一家挪威的造船公司。它向尼古拉耶夫船厂下了建造6艘大型商船的订单。这些商船很大,以至于只能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建造“乌里扬诺夫斯克”的0号船台建造。同时订单很急,要求马上就要开建,而且定金很丰厚。为此,就要空出船台来造商船。船台怎么空出来?造了40%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还放在船台上,总不能强行让它下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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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到一半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

就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方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另一家美国废旧钢铁回收公司找上门来,由副总裁亲自带队,说要收购废旧钢铁,而且开价一吨450美元,这个价格大大高于当时国际废钢铁的收购价格。还有比这天上掉馅饼更好的事吗?还有别的选择吗?一边等着要0号船台,一边急着要废钢铁,而且开高价;一边佣金丰厚,一边收购价格可观,甚至连定金都给了。尼古拉耶夫船厂上上下下,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毕竟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决定把这艘完工40%的苏联海军第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彻底解体。

就在解体工作基本结束时,西方的两家公司突然同时变卦了。挪威船厂通知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由于市场环境影响,原来的订单取消,违约金照赔。美国钢铁回收公司也派来了一个新的代表,说不了解国际市场废钢铁的行情,但后来公司总裁认为太贵(国际市场不高于200美元)而违约,继续卖也可以,价格降到150美元而不是450美元一吨。这样戏剧化的转变,谁能说是巧合。

如果中国进行民主化转型,上文中的“西方”不但不会让转型成功,还会令中国永远丧失发展的机会。

上述理由都是些历史经验,反观今天的中国又如何?

当下中国广大农村仍是一个宗法社会,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权、责、利清晰的法治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各个层面都已经结成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网,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打破这种网络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权利。假设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个层面的利益集团将利用所控制的资源,把任何可能挑战它们的力量通过选票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它们也得以通过选票将自己的利益合法化。这时的最高政治权力为获得选票,就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团支持,不但不能制约各种利益集团反而需要向他们俯首。这样一来,社会公正将更加远离中国。

自从1840年中国第一次被来自海上的文明打败之后,以西方为师便日益成为中国各界的共识,并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然而越来越深化的学习并未挽救中国的命运,从而又引发了逆向的反思。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考察8个月后得出了醒悟般的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其如于我不适合!”可谓振聋发聩,当是最早打破西方迷思的知识分子。只是以今天中国观之,这个历史任务仍未进入尾声。

英国《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如何解读英国是否应该学习瑞士:“首先,与英国相比,瑞士规模小得多,也没有特别大的地缘政治议题;其次,瑞士人长久以来一直实行直接民主,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谨慎、保守。有人认为,随着民众逐渐成熟,他们会作出更为明智的决定,但英国民众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媒体、政治辩论方式等等,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实行直接民主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假如我的六大理由还无法说服诸君,那么就请看看沃尔夫的这三大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