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期间,报载广西博物馆3位专职古籍修复师4年修复50部古籍,因常年接触粉尘而患上共同的职业病——鼻炎。值得注意的是,3位修复师分别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特殊的技术和手艺随时间而在这具有象征意义的三人组合中承传流转,“工匠精神”迸现,令人感怀赞叹。

今年全国两会,“工匠精神”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引起人们的关注。新闻中提到的3位古籍修复师,显然是具有“工匠精神”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选择将志趣作为职业,不仅以精雕细琢、重复机械的具体行动表现出作业的“工匠”属性,更以专业性的认知和研究诠释了“工匠精神”的价值所在。

一般而言,我们在谈到“工匠精神”时往往陷入两个理解的误区,一是体现“工匠精神”的行为常常是简单重复性劳动,并不存在什么技术含量,只要稍微具备体力、精力或能力即可胜任;二是“工匠精神”早已过时,是属于古代的、古人的,新时代、新世纪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去理解、认同和传承。

3位古籍修复师很好地为人们理解“工匠精神”提供了真实可感的例子。“工匠精神”并不单单体现在毫无创造性的劳作,最具智慧和技艺的工作也能展现“工匠精神”的魅力,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应当是一种抽象性的、挈要式的,前辈学者常说的“聪明人下笨功夫”,正是这种状态。据3位修复师中的70后李爱玲介绍,她修复过一本清代的《中兴将帅别传》,由于保管不善以及经历过洪水浸泡,整册书黏结如砖块,纸张糜烂老化,变色严重,李爱玲通过不断完善修复方案,有针对性地解决修复中出现的问题,耗时数月将这本书基本恢复原貌。这种修复工作要求修复者不仅要具备理化生物方面的基本知识、纸张类型的鉴别经验,还对其耐力和细心提出了考验。

与李爱玲相比,80后杨洪飞和90后杜宇选择古籍修复作为职业似乎更受关注,人们印象中的年轻人就该与最新鲜、最活泼、最动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古籍修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像全无创造可言,何以能让年轻人投身于此呢?其实,正因为有了选择的主动,才更见“工匠精神”的可贵,经历过好奇、了解、学习、研究,最终慎重地选择,把爱好变为职业,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而勇气和毅力也是真正意义上“工匠精神”的重要内涵。古往今来,许许多多艰辛枯燥的事业,靠的正是这种精神,而在今天的条件下肯定、提倡和鼓励这种“工匠精神”,也需要更多体制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