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纳戴,跑-青年力

安吉丽娜·纳戴发现自己跑错路了。

听到发令枪响后,她一个劲儿地往前跑,超过了一个又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突然,她发现自己来到一段不熟悉的路上,身边看不到一个同行者。巨大的恐惧从胃里翻起,纳戴默默咒骂着难民营周围单调的景色。

她怎么能跑错呢?这场举办于2015年8月的比赛,是从卡库马城跑到卡库马难民营,一段她再熟悉不过的路。自从8岁那年,因内战从家乡南苏丹逃到邻国肯尼亚,纳戴就生活在卡库马,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之一。如今她21岁了,正在勉力完成高中学业,最害怕的就是自己将来仍会困于此地。

一个突然出现的机会,让纳戴有了扭转命运的可能——跑!

只穿着袜子的纳戴没有跑鞋,脚下也没有像样的跑道。但这次,纳戴却有可能一路跑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奥运村,与来自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的1.1万多名运动员会合—— 若在这场选拔赛中胜利,她就能进入著名肯尼亚长跑运动员蒂嘉·拉露芘组织的难民跑步者训练营,竞争2016年第31届里约奥运会难民代表队的运动员资格。

这支难民队伍将会以奥林匹克会旗为代表旗帜参加比赛。自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以来,这是第一次。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在首支难民代表队上寄托了忧思和宏愿:“我们将使世界更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危机的重要性。”

这场危机是指难民问题吗?还是指因难民涌入欧洲而被刺痛的发达国家的神经?巴赫的声明没有作更细致的分别。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15年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地球上难民数量接近6000万,创下二战以来最高纪录。

欧洲争论着该不该接纳难民。可实际上大多数难民并没有能力逃到比邻国更远的地方,将近90%的难民被发展中国家收容。纳戴生活的肯尼亚,境内共有60万名难民,主要来自动荡的邻国,索马里、苏丹和埃塞俄比亚。

此刻,奔跑着的纳戴不关心世界危机。“我只是在想我的家人。”纳戴说,“如果我能赢,也许就能与他们团聚。”

转了一个弯后,她突然看到了一座熟悉的建筑——她的学校。

比赛结束了,谢天谢地,她并没有跑错,只是跑得太快,快到甩开了所有人。200多位参赛者中,她夺得了第一。

两个月后,纳戴如愿进入了难民跑步者训练营。全球有43名运动员竞争首支难民队的参赛资格,其中14人在这所由旧孤儿院改造的训练营里备战。他们只有8个月时间完成从业余跑步者到专业运动员的蜕变。

此前,这些难民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他们的教练发现,大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拉伸,如何摆手,甚至没见过跑鞋——由于长期赤脚跑步,穿鞋反而让纳戴感到疼痛。

他们开始跑步的理由,无关奥运会,无关成为一名运动员的野心。

纳戴从小就需要做很多杂役,其中一项是到离家很远的地方给奶牛挤奶。如果走,她得花1个小时,跑,可以节省30分钟。

她在训练营的战友迪普是为了以痛止痛。在南苏丹的内战中,他失去了所有家人,闭上眼,他仍能看见一张张脸——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只有跑起来,他才会得到一段时间的解脱。“我唯一能想到的只有路。”跑步带来的疼痛稀释了他的往日悲伤。

现在,跑,被赋予更多意义。跑到第一,意味着扭转家庭和个人命运,这种机会对难民来说实在稀少。每个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太阳升起前,迪普就会来到跑道。“我需要成为冠军。”他说, “如果你赢了,生活将为之改变。”

训练营的发起者,多项长跑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拉露芘就是先例。在高峰期,她每年可以赚到100万美元的奖金。那双因为跑着上学而格外发达的双腿,带她走到了柏林、鹿特丹、伦敦和巴黎……借由赛道上的辉煌,她也开辟了赛道外广阔的人生:成为联合国运动大使,在肯尼亚资助多项慈善事业,包括每年举行的难民长跑比赛。

经过半年多的训练和期盼,最终的结果在6月3日出炉。曾以为自己跑错路的纳戴入选难民代表队。同样幸运的还有来自训练营的4位南苏丹跑步运动员及世界其他地区的5位难民。

“需要成为冠军”的迪普却不得不开始面对他最担忧的结果:重新回到世界角落的难民营。他跑过了内战的硝烟、亲人的生命和离别的痛苦,这一次,他暂时还没能跑赢希望的幻灭。

不过6月3日后的迪普仍有机会,至少他还活着。

同一天,在利比亚西北部的祖瓦拉海滩,104具难民尸体被冲上海岸,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从他们已经泡胀腐烂的遗体判断,这些欲乘船前往意大利的难民,多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实际遇难人数可能更高,因为他们所乘的这种船,一般会有125名乘客。

还是这一天,地中海另一头的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发表了令人振奋的讲话:“这些难民运动员将告诉世界,虽然经历难以想象的困难,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天赋、技能和人类精神的力量对社会有所贡献。”

几个月后,奥运五环旗下,一支10人的队伍将在东道主巴西队之前首个入场。有人说,他们不代表任何国家,而是代表所有已没有祖国的人。

相比之下,纳戴参加比赛时想得并不那么宏大,她希望能再次见到自己的父母,她听说他们还活着;她听说去年故土,人在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