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人瑞?

在近日的博文中,学者马未都解释说,人活过百岁有资格称人瑞了,但必须加上德行,无德行者再活百岁也难为人瑞。

他举例说,杨绛先生以百五岁高龄仙逝,回归道山,与先她而去的夫钱钟书、女钱瑗相聚,延续《我们仨》的故事。这故事的精彩在于他们同来同去,干干净净,心无挂碍。

作家杨绛人气最旺的作品是《我们仨》,于是,人们在此刻最先涌到嘴边的,自然是对于“我们仨”在另外一个世界团圆的感叹。这感叹的热烈程度异于寻常,多角度多层面地将杨绛的“回家”渲染成一出大戏,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人们都在按自己的认知,阐述杨绛先生几近完美的人生,解释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

先到那个世界去的是钱瑗,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她在生病期间有了写《我们仨》的想法,但不久就去世了。那一年是1997年,钱瑗才60岁。北师大师生恳求杨绛留下钱瑗的部分骨灰埋在校园里,每年清明节都可以拜祭。《我们仨》也只能由妈妈杨绛来写了。

钱瑗人挺好的,但是境遇坎坷。31岁那年,她与北师大一位教授结婚,没过两年,丈夫因政治问题被残酷批斗,在监禁室中自杀身亡。几年后钱瑗再婚,有一个继子一个继女,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

在北师大一位学生眼里,钱瑗朴实而美丽,穿着蓝色整洁的长外套,“一直是带着笑容,从来不讲废话。她像天使般,带来春风”。那学生在1972年想移居香港,向她借200元钱,这笔钱相当于当时钱瑗三个多月的工资。她没问借钱缘由,凑足了借给他。后来他偿还了借款,又在恩师去世后拿出100万港币建了钱瑗教育基金,弘扬她的精神品质。

钱钟书在1998年去世,那是独生女儿钱瑗病故的第二年。有学者回忆说,钱钟书早在1974年哮喘病病危,经抢救脱险,因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此后说话不够清楚,平时的口才也不见了。这样看来,他能活到88岁,真是个奇迹。

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于1947年,在小说语言上堪称一绝,贡献较大。比如写人,“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还比如叙事,方鸿渐演讲中说到只有鸦片和梅毒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使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的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贞操”。

此后三十多年,钱钟书与《围城》被现代文学史忘记,只有极少数读书人还记得他。直到1980年《围城》有了再版,钱钟书才被许多人想起。而1990年,10集电视剧《围城》热播,钱钟书一下子成了“文坛新秀”,几乎被媒体包围。那时候,钱家全靠杨绛抵挡来访客人,她自嘲地说,我成了一条挡驾的看家狗。

一年之内,独生女儿与丈夫去世,这份打击不轻。此时杨绛87岁,身心交瘁,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说,“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她要翻遍家中的4麻袋手稿,从中整理可以出版的钱钟书遗作。这方面她是真正的内行。电视剧《围城》中流传最广的几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就是她给概括出来的。

她还选中了柏拉图的《斐多篇》,通过翻译这本书来忘掉自己。此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可以看出她没有被灾难击倒,又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实际上,杨绛这一生的重要作品,大多写在她87岁以后。

百岁之时,丈夫和女儿都已离开她十多年了,杨绛还在踽踽独行。

新华网上曾有一篇《杨绛:什么是好的婚姻?什么是好的教育?》。在回答媒体的访谈中,杨绛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她说的污秽,是心中沾染的污秽吗?

那些污垢,她指的是什么?

现在,105岁的杨绛回家了,答案留给我们自己去找。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不能将杨绛的才气和人生全部复制粘贴,有没有答案都不重要。何况杨绛的心早已清静,波澜不惊,本无一物,不惹尘埃。

她说的那些污垢,包括大众对她辞世后的评价吗?

过去有一句老话,一百个读者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是说一个戏剧人物身上有不同的看点,也是说众多读者有欣赏评说的自由。中国人愿意谈论杨绛的,少说也有上百万人,于是,他们和她们眼里有一百个杨绛,也是比较寻常的事情,无须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