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康乐县杨改兰用斧头击杀4位幼年亲生骨肉后服毒自杀,一周后其丈夫李克英喝下农药追随而去。这一家六口死亡的人间悲剧,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讨论。西部商报描述杨改兰家庭贫困,或因 “群众评议未通过低保”酿成悲剧;澎湃新闻网调查则显示,杨改兰或困于人言,她自杀前曾说“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试图探寻事件的根源。

如果说西部商报报道、澎湃新闻网调查尚在正常舆论讨论范围内,而突然刷屏的《盛世下的蝼蚁》一文,则是一篇既无知又荒诞的文章,避开了杨改兰亲手杀死了4个孩子的事实,将杨改兰一家的悲剧责任全部推给了社会,甚至推导出杨改兰是在为更多的“蝼蚁们”呐喊,言外之意杨改兰用自己的死在为弱势群体“维权”。该文还编造了4个孩子没有户口等大量谣言,称“不是杨改兰容不下她的孩子,而是这个社会容不下杨改兰及其孩子”。这种依靠情绪煽动的矫情造作,看似是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实际是在误导人们践踏社会的基本秩序。

杨改兰事件无疑是一起悲剧,但其本质是一起极端犯罪行为。杨改兰用斧头砍杀的是4个不到6岁的子女,在发现孩子未死后,又逼迫他们喝下农药,残忍地不给亲生骨肉任何生的机会,如非心智扭曲不可能如此决绝。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杨改兰也不例外,即便她是4个孩子的亲生母亲。杨改兰残忍的杀子方式,用“对社会绝望”无法解释清楚,只能是一起极端犯罪行为。在这起事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位农村妇女举起斧头砍向亲生的幼子幼女?但在充满悲情的道德情绪面前,很少人会从法治的角度直白地表达:杨改兰是一个杀死4名幼儿的杀人犯。

当然,杨改兰一家悲剧的发生,也存在诸多客观上的因素,不能完全仅用冰冷的法治去衡量。至少从目前媒体透漏的信息看,杨改兰在18岁时就经常自言自语,杨改兰的家庭生活的确可能存在困难,杨改兰在申请低保中遇到了村民的阻拦,杨改兰在与村民邻居相处中并不融洽等等,生活、交往中的种种困扰,似乎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和关心,不断在杨改兰心中叠加积压,乃至心智扭曲,最终将其压垮,制造出悲剧。当地村委乃至上级有关部门,至少对这起悲剧存在“失察”甚至“失职”的责任。

“盛世蝼蚁”论论调并非新生事务,在这几年发生的极端事件中几乎都有出现,将个案放大为普遍现象,把苗头性问题夸大为社会危机,进而在社会上制造绝望、痛苦、否定的心态,并极力驱使其走向发泄,已经成为一种裹挟虚假民意的舆论工具。在这种论调掩盖下,他们可以把砍杀6名警察的杨佳描述为“英雄义士”,可以把爆炸滥杀47人的陈水总描绘成“维权壮士”,极力用一种悲情煽动代替价值判断,进而递进为“他们都是社会的受害者,这个社会才是万恶之源”的荒谬论断。很明显,“盛世蝼蚁”论的秉持者,真正要表达的是后者。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未必与社会制度本身的优劣存在必然的关系,用“盛世蝼蚁”论评价极端违法犯罪个案,乃至成为流毒甚深的一种“思维”方式,值得警惕。从杨佳到陈水总再到杨改兰,至少每个人在讨论这些极端犯罪案件时,应该达成基本的共识:任何原因都不能构成侵害他人生命安全的借口,任何理由都无法给违法犯罪披上正当的外衣,任何不幸都不应成为煽情误导的抓手。这是依法治国和社会有序运转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