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难民庇护的“世界头号通缉犯”-青年力

3年前的夏天,万众瞩目的斯诺登在香港“消失”,全世界都在问:他藏在哪里?

被难民庇护的“世界头号通缉犯”-青年力

震惊世界的“棱镜门”令斯诺登登上各国媒体的头版头条。

被难民庇护的“世界头号通缉犯”-青年力

苏潘和娜蒂卡

3年前的夏天,当“棱镜门”在全世界掀起巨型风暴时,风暴中心的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却在万众瞩目中“消失”了。没有人知道,这个“头号通缉犯”藏在哪个角落。

如今,当初在香港最贫穷、拥挤的公寓楼里帮助过斯诺登的人们决定,说出那段不为人知的经历。斯诺登仍被视为有家难回的“叛国者”,但在这些在香港寻求庇护的底层人眼中,他仍然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世界头号通缉犯住在我家里”

42岁的菲律宾女人罗德尔(Vanessa Mae Bondalian Rodel)在3年前的那一天打开狭小公寓的门时,外面站着两名律师与一名陌生的外国人。律师解释说,这个男人需要地方躲起来,他名叫爱德华·斯诺登。

“想象一下,全世界最大的通缉犯被带到你家门口,你会开门吗?他们甚至没有丝毫犹豫,对此我永远感激。”斯诺登曾这样向英国《卫报》讲述自己在香港贫民区“潜伏”的经历。不过,当时整日挣扎于柴米油盐的罗德尔压根没听说过震惊世界的“棱镜门”,也不知道面前的这个人搅起了多大的风波。“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回忆道。

在加拿大律师罗伯特·蒂博(Robert Tibbo)的安排下,罗德尔没有多想便将这位不速之客留在了家里。她让斯诺登睡在自己的卧室,自己则带着1岁的女儿挤在另一个房间。不知道对方习惯吃什么,她试着买来麦当劳的冰茶和烟肉蛋麦满分。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很害怕,很焦虑。”罗德尔告诉《纽约时报》,这位客人“整日整夜地趴在电脑前”。家里没有无线网,蒂博为他连上了手机热点。

搬进罗德尔家的第二天,斯诺登请求她帮忙买份《南华早报》。看到头版头条那张巨大的照片,她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天啊,太难以置信了。”她自言自语道,“世界头号通缉犯就住在我家里!”

斯诺登的另一位香港律师乔纳森·曼(Jonathan Man)透露,他起初考虑过让斯诺登躲在仓库里,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带着他到联合国驻香港办事处提交庇护申请后,他们把他送进了难民家里。

“没有人能想到,这样高调的人会被安排在香港最边缘的人群中。”蒂博告诉加拿大《国家邮报》。他向《纽约时报》解释道,斯诺登躲在政府永远不会想去看一看的地方,即使那里有人看到他,他被认出来的几率也极小。

据美国《石英》杂志报道,香港大约有1.1万名注册难民和数千名未登记的寻求庇护者,他们通常来自南亚和东南亚,来到这个繁华大都市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合法找工作,每月领取的津贴不足以支付日常开销,甚至得在严厉的当地法律和国际条约下离开。“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连狗都不如。”有人说。

蒂博决定向这些难民求助,部分原因是希望他们理解斯诺登的困境。“这些人往往经历过同样的过程,他们被迫依赖别人的支持,寻找安全、舒适的避难所。”他叮嘱收留者,如果警方找上门来,一定要与警方合作。

“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活着”

被送到罗德尔家之前,斯诺登已经在一对斯里兰卡夫妇那里藏了3天。32岁的苏潘(Supun Thilina Kellapatha)、妻子娜蒂卡(Nadeeka Dilrukshi Nonis),还有4岁的女儿和刚出生的儿子,在他们约14平方米的小屋里,为这个红遍全球的陌生人腾出了一点容身之地。

那天晚上,苏潘在拥挤的人行道上第一次见到戴着墨镜和帽子的斯诺登。蒂博问他是否认识对方时,这个对外界一无所知的男人撒了谎。“我很害怕。”他回忆道,“我以为他是军人。”

苏潘什么都没有被告知,就留下了这个神秘的美国人。这间狭小破旧的公寓里没有窗户,墙上满是裂缝。孩子们的衣服挂在铁丝网上,在空气中风干。敞开的楼梯间和露天庭院里到处是腐烂的垃圾,恶臭在湿热的空气中酿成一股无法抵抗的沉重力量。

家里唯一的床留给了斯诺登,孩子们睡在床垫上,塞在角落里的米妮玩偶、一只枕头和几个小袋子是他们微薄的财产。苏潘和客人坐在3个红色塑料凳子上,旁边是破烂的绿色软垫椅子和古老的戴尔台式电脑。厕所兼做厨房,锅碗瓢盆堆在上面,下面是洗手盆和马桶。

娜蒂卡告诉《石英》杂志,斯诺登一直宅在他的房间里,靠麦当劳的蛋糕和甜点度日,很少说话,就像“刚刚走出一场车祸的僵尸”,只是偶尔用藏在餐盒里的U盘与律师沟通。她想打扫卫生就得强迫他出来洗澡。

苏潘拿着蒂博给的现金,为斯诺登买过汉堡、意大利面和专业加密软件,还遵照他的吩咐扔掉了家里的旧电脑。他买回了自己从没读过的英文报纸,那个面孔苍白的年轻房客的照片出现在报纸头版。

对这个消息,娜蒂卡没当回事。几天相处下来,这个美国人看起来很平常,和她女儿一样讨厌吃蔬菜,这让她在洗盘子时忍不住发笑。

出门买东西前,她敲门走进了年轻房客的房间,试图劝他别在闷热的房间里太久,但对方看着她,没有动。“娜蒂卡,在这个房间里我还能活着,但到了外面,我就得死。”他说。

斯诺登“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瘦、高、神色紧张,在黑暗中坐立不安,是44岁的斯里兰卡难民阿吉斯(Ajith)对斯诺登的第一印象。他在移民律师蒂姆的安排下,负责保护这个身份不明的重要人物。

“我很高兴能帮助他。”在他位于香港西部的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接受《国家邮报》采访时,阿吉斯毫不犹豫地说,“这个著名的人是个难民,和我一样。”

离开罗德尔家后,这里是斯诺登的下一站,也是他在香港度过最后一个夜晚的地方。阿吉斯从广播中听说过他的事,陪着他在香港辗转了好几个落脚点,但对方要在他昏暗的小屋子里住一晚,他还是感到紧张。

这个逃亡来到香港的曾经的士兵明白,斯诺登和自己处境相似,甚至更加危险。“我很为他担心。”他说。好在第二天,这个全世界都在寻找的家伙就被蒂姆开车送到了香港国际机场,飞向俄罗斯。

从五星级豪华酒店到破旧的贫民区,艰苦的生活没让斯诺登感到不适,但他生怕拖累别人。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意中让那些好心人面临类似好莱坞大片中的危险境地,或遭到报复,他给每家人寄去了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671元)。直到现在,他仍然不愿谈起在香港躲藏时的细节。

“当我寄身在那儿时,他们有100次机会背叛我,没人会为此指责他们,但他们没有。”他告诉《国家邮报》,“要不是他们的同情,我的故事可能有另一个结局。是他们教会我,无论你是谁、拥有什么,有时一点勇气就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但蒂博和那些帮助过斯诺登的人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背叛他。

苏潘和娜蒂卡说,他们从没为留下斯诺登而担心。“我没有冒风险,”苏潘说,“他才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人。”

在他眼中,那个疲惫不堪的客人是个有礼貌的人,一来公寓就对他说“你是个好人”。但他觉得“斯诺登比我好,因为他尊重我”。阿吉斯也认为,帮助斯诺登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如今,33岁的斯诺登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的通缉犯,但苏潘夫妇只记得那个离开时在枕头下塞了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334元)的小伙子。他们用这笔钱为给女儿买了些生活必需品。

“有时,我对苏潘说,也许他已经忘记我们了。”娜蒂卡告诉《纽约时报》,“我想对他说,‘爱德华,你还好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