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正视和追究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责!-青年力

囿于岛国生存的需要、尚武的精神文化道统和特定的民族心理文化等现实或历史原因,决定了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侵略性、扩张性和掠夺性的好战民族。日本曾先后发动对朝鲜、中国明清、俄国、蒙古、法国、英国、美国、缅甸、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整个中日战争乃至二战。直至今日,仍在明里暗里伺机而动,用各种方式彰显并实施其本性的战争行为。

一、裕仁何以能够逃避战争罪责惩罚

当年由法西斯主义主政的日本军国主义国家及其对中国、亚洲诸国、美英乃至全世界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期间,裕仁不仅是日本形式上的国家元首,也是该国的精神领袖,更是头号战犯!

(一)战胜国对惩罚裕仁的不同态度

1945年8月15日,裕仁在《终战诏书》中向日本民众乃至世界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苏联、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将裕仁列为日本头号战犯。英国首相艾德礼、苏联统帅斯大林分别致电麦克阿瑟,要求严惩战争罪犯裕仁,建议经公审后绞死。

日本国内部分民众、一些受害国、国际仲裁机构都认为天皇对战争应负起责任。日本国内一些进步群众团体的领袖以及部分深受战争创伤的同盟国呼吁:裕仁作为战争期间的国家元首,他是发动战争的元凶,理应作为头号战犯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与惩罚;并强烈再三地提出应废除日本天皇制,改变日本现存的政治体制。甚至连裕仁本人也感到理亏,面对愤怒的世人,他觉得自己应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场战争的所有罪责。

澳大利亚法官威廉·维著作为在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长,他也认为:“如果不审理天皇,战犯一个也不能处以死刑。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应在国内或国外受到拘禁。”

客观地说,作为世界历史延续时间最长的君主制精神领袖之一,裕仁如果当年以头号战犯身份,从精神到肉体被消灭,是难以想象的。日本当时向美国提出投降的宽宥请求之一,就是要求免予惩罚天皇,因为天皇作为日本民众心中的神,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天皇也被送上绞刑架,整个日本将陷于空前的极度混乱!

正由于此,作为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通盘考虑美国国家利益和盟军面临的形势后,他在向总统杜鲁门的急电中声称,“日本国民……对日本天皇崇敬备至,已达百余年之久。在太平洋战争中,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曾以此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手段,号召为天皇而自我牺牲。而战后日本国民对裕仁天皇的崇拜有增无减,视如国神。我认为,如果对裕仁天皇公审处决,必将使全日本国民信仰的支柱彻底崩溃,甚至在日本全国引起反对盟国的疯狂骚乱和暴动。处决裕仁为日本举国所不容,我们重建和改造日本的前途则不堪设想,结果可能是历史的悲剧。

因而,我本人作为盟国驻日本国的全权代表,出于对日本国未来命运的考虑,决定对裕仁天皇免予战争责任的起诉。

如果盟国决定逮捕和作为战犯处决天皇,那么驻日盟军统帅部将需要增援100万作战部队……”

麦克阿瑟在得到华盛顿同意的回电后,立即颁布了盟军总司令部第一号令:出于对日本前途和国民信仰的考虑,盟国决定对日本天皇裕仁不予追究发动战争的责任,不予起诉和逮捕。今后裕仁的人身地位和人身自由,应与其他日本国民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

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和政治上的需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员以表决的形式作出了裁决:凡涉及到日本天皇的各类起诉,均不予受理。1946年4月3日,远东委员会作出对天皇不予起诉决定。6月18日,远东审判首席检查官基南在华盛顿宣布对天皇不以战犯论处。远东审判日本辩护团更是不出意料地一致通过决议:“不追究天皇及皇室。”

(二)中国作为受害国和战胜国的宽容态度

众所周知,一些日本国家领导人对于自己发动的战争及其严重后果不无心存愧疚,曾经提出总价值大约80亿美金作为对中国的战争赔偿巨款,应该说日方此举还是体现出相当的悔过诚意,只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出于建立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建设性考虑,不计前仇,婉言谢绝了日方提出的主动赔偿。

其后数十年间,日本为中国建设提供了远远超过当时那个赔偿数字的低息甚至无息政府贷款,甚至还提供大量不用偿还的经济援助,对此,中国政一直保持低调,强调中日应保持一衣带水的友好邦交,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这种具有变相赔偿性质的贷款和经济援助才逐渐减少,直到停止。然而钱归钱,理归理,日本花钱赎罪可以,但是花钱赖罪是断断行不通的。

三、目前日本朝野对于追究裕仁战争罪责的不同态度

2016年3月,中国外长王毅在回答“如何看待两国关系现状和如何改善日中关系,双方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的问题时说:“由于日方在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这些年中日关系确实伤得不轻。尽管在双方有识之士努力下,两国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但是前景仍然不容乐观。因为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地声称要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的做法。

在日本政界,不乏有从勃兰特的“德国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以谢罪换取冰释,以忏悔换取信任,以真诚换取和谐的良知者。20年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谈话,公开表明对侵略战争“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对所有受害者“沉痛的哀悼”;后来他又撰文表示“必须要切实进行谢罪”。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许多老兵及其后代,勇敢站出来揭露战争罪行,向杀害的中国人赔罪。而日本自卫队要得到尊重,就必须与当年的侵略军队彻底切割。当代日本的财阀集团,纷纷表示要为日本的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再也不做毁灭民族的推手。从前人的玩火自焚中吸取沉痛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然而光阴荏苒、斗转星移,日本投降已经72年了,尽管日本在野党派和民间人士不断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奔走呼吁决不让民族和世界的巨大悲剧重演,但现任日本政府和日本财阀,特别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均拒绝公开认罪、向受害国家和人民道歉。尽管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被处以极刑,永久钉上历史耻辱柱,但日本一些右翼势力及政客仍然将其奉若神明;日本众议院强行通过的新安保法案,表明安倍政府是在逆潮流而动、背人心而行,表明日本的主要政治势力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待72年前那场战争的立场和态度。日本朝野对东京审判看法和态度的倒退,反映了日本的政治走向和历史观的逆变。从东京审判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虽然也有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论,但并未形成气候。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这股否定东京审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思潮,已经并将继续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越来越恶劣的影响。

据日本《朝日新闻》2015年8月28日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8日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于新华社要求日本天皇对战争的罪责道歉的文章言论表示,“这对天皇陛下非常失礼,有损天皇名誉”。同时他表示,“此举只会向正在改善的中日关系泼冷水,实在令人遗憾”。27日,日本外务省局长和驻北京大使馆公使分别向中方致电抗议。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28日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对此文表示不满,声称“此举对天皇陛下非常失礼,也与至今为止中方的立场相矛盾,我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产经新闻》还评论称,天皇不具备政治权力,因此不能反驳该批判。该报道严重失实,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安倍政权向中国抗议是理所当然的,安倍政权明确表示不允许他人在政治上利用天皇,与有悖事实的中国“历史战”对抗下去是十分有必要的。若中方希望维护中日友好,就应该迅速删掉文章,向日本认错。这种对裕仁作为最大战争元凶的错误认知,其是非颠倒可谓已经到了荒唐至极和无以复加的地步!

四、追究裕仁战争罪责的道义依据与法律依据

如何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是摆在爱好和平的人们面前并亟需正确回答的道义和法律思考题。

(一)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不容否定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在日本政府策划、准备、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担负主要罪责的人物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国际社会采取法律手段对破坏人类文明的战犯进行审讯和制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和对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判决,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准则,符合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利益,符合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东京审判从法庭宪章的起草与公布、法庭的组成、对战犯的审判,直到认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对主要战争罪犯的惩治,都具有不可辩驳的法理依据。东京审判在两年又七个月的审理过程中,盟国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罪犯以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的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以充分的自我辩解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法律判决。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东京审判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的对中国、东南亚和美英等国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公开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争暴行,尤其是侵华14年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在法庭上,战时日本曾严密封锁的“南京大屠杀”等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被揭露,为审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从政治角度看,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样,对于制止侵略战争、保护正义力量、倡导世界和平、促使用战争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东京审判向全世界宣告,策划、发动侵略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参与战争犯罪的人,要对侵略战争负责。东京审判是一场严肃、正义的审判,它惩罚了战争罪犯,维护了国际法的尊严,为人类和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东京审判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一是审判虎头蛇尾,留下了许多政治后患。如由于战后国际形势和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东京审判只对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对已经逮捕的其他90名重要战争嫌疑犯则陆续予以释放,致使这些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中担负主要或重要责任的战争嫌疑犯再次回到社会,得以继续在日本政界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影响。二是没有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从而造成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长期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政治上长期持右倾化立场。

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既然不容置疑,这就为现在的人们理性地追究裕仁所犯战争罪责应负的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法律依据。现天皇必须从道义上为当年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向全世界真诚悔罪

2015年8月25日,新华社发表的题为《谁应为日本侵略战争罪行谢罪》的文章指出,日本天皇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期间,权力达到巅峰。裕仁天皇在位时指挥策划日本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政府即内阁在侵略战争期间,扮演着军国主义意志代表的角色,直接策划了侵略战争战略,推动了战争机器运转。裕仁天皇一直到死也没有对日本侵略过的受害国和人民表示谢罪之意,其继位者则要从勃兰特的“德国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中受到震动,以谢罪换取冰释,以忏悔换取信任,以真诚换取和谐。

同年8月26日,光明日报刊发新华社文章指出,二战当中日本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对中国及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巨大伤害,而且也对本国人民带来无尽伤害。当下,日本右翼势力信口雌黄、指鹿为马,试图否认侵略历史,竭力掩盖战争罪行,鼓噪修改和平宪法,妄图为军国主义招魂。这颗军国主义的毒瘤,不仅威胁到日本平民的安宁生活,而且威胁到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态势;不仅伤害了中国等亚洲人民的民族情感,也伤害了日本在战争中受害民众的情感。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民正在觉悟,决不听信转嫁战争罪责的恶意说辞,决不让包藏在狭隘民族主义外衣下的战争躁动酿成祸患。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反省战争罪行,何以求得谅解,包括本国人民谅解?不承担战争罪责,何谈取得信任,包括本国人民信任?只有牢记历史,军国主义才不会重来,历史悲剧才不会重演,和平生活才可以保证。只有勇敢直面历史、彻底清算二战“幽灵”,坚守防卫国策,日本才不会重走老路、重蹈覆辙,才能真正成为“正常国家”,逐渐抚慰日本人民的战争创伤。

(二)追究裕仁“危害人类罪”的法律依据

当年的东京审判结果,实质上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各主要战犯为裕仁的苟活,从道义和法律上担当了替死鬼,被处以绞刑。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裕仁网开一面,使其逃避战争罪责,即便是万年以后,裕仁仍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从法律罪名而言,裕仁所犯的不是一般的战争罪名,而是犯下了危害人类罪(CrimesAgainst Humanity),旧译为“违反人道罪”,又译为“反人类罪”,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将该罪名中文译名确定为“危害人类罪”。规约中的定义为“是指那些针对人性尊严极其严重的侵犯与凌辱的众多行为构成的事实。这些一般不是孤立或偶发的事件,或是出于政府的政策,或是实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许的暴行。如针对民众实施的谋杀,种族灭绝,酷刑,强奸,政治性的、种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为”。危害人类罪的初次适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犯的审判;当时,危害人类罪被列为丙类犯罪。

2000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拟订的《犯罪要件》关于危害人类罪导言部分指出,鉴于该罪涉及国际刑法,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2条的规定,必须对其规定作严格解释;在这方面,应考虑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条界定的危害人类罪系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些最严重犯罪,应当追究其个人刑事责任,而且所涉行为应当是世界各大法系承认的普遍适用国际法所不容许的行为。

危害人类罪行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在危害人类罪定义中已经明确指出,危害人类罪行是一种“广泛或有系统地……攻击行为”,任何构成危害人类罪的具体实施行为都具备这种特性。所谓“广泛”一词概指攻击属于大规模的性质,针对大批的个人。“有系统(或称有计划)”一词概指攻击构成一项政策或协调的计划、或在一段时间内一再采取的手段,或者这种政策、计划或手段的一部分,或者与其一致,或是为了促进这种政策、计划或手段。1996年《罪行法典草案》中的危害人类罪定义条款开始确定了两个一般性条件,包括危害人类罪行必须满足任何一种限定的禁止行为。

首先需要的行为条件是“有计划或大规模地实施”,这个条件由两个选择条件构成。第一个选择条件是不人道行为意味着依照预想计划或政策有系统地实施。这个计划或政策的执行可以导致多次或持续不人道犯罪行为,这个条件的延伸不包括任何没有实施主要计划或政策的任意行为。《纽伦堡宪章》不包含这种需要,纽伦堡法庭仍然没有强调非人道行为的实施视为恐怖政策的部分,并“在许多案例中……有组织和有系统”中考虑这种行为是否构成危害人类罪。第二个选择条件是大规模地实施不人道行为意味着直接侵害大量的受害者。这个条件不包括行为人自己主动单独实施的不人道行为和直接针对一个受害者实施的非人道行为。《纽伦堡宪章》亦不包含这种需要,在不人道行为的考虑中,纽伦堡法庭仍然进一步强调恐怖政策“当然涉及一种大规模”视为可能发生的危害人类罪行。1996年《罪行法典草案》原文使用的“大量”一词在一读时被采用显示了大量受害者的需要,在正式文本中非常广泛地包括了各种情形的大量受害者,所以“大量”一词由“大规模”一词所取代,例如,作为一系列非人道行为结果或一种特别严重不人道行为结果的积累结果。在两个需要选择的条件中阐明最初的条件,因此,如果满足任何一种情形,该行为就可以构成一种危害人类罪行。

其次的条件需要是“由某个政府或任何组织或团体煽动或指挥”的行为,必须是可能来自某个政府或某个组织或团体的煽动或指挥。这种选择条款有意不包括个人缺乏来自任何一个政府、团体或组织任何煽动或指挥依照自己的犯罪计划而实施非人道行为的情形。这种单独类型涉及某个人的部分犯罪行为不应构成危害人类罪行。在1996年《罪行法典草案》第18条中设想有关独自实施非人道行为的单纯个人行为将非常困难。某个政府或任何组织或团体的煽动或指挥,可能或不可能加入某个政府,获得十足的行为空间并构成一种可归咎的危害人类罪行秘密个人或某个国家的因素。实际上,1996年《罪行法典草案》没有规定任何有关这种集体犯罪的责任,《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没有在条款中涉及这个条件。

就危害人类罪的实施行为而言,《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仅涉及11项内容,具体包括:

谋杀行为

所谓“谋杀”,是指以故意杀害或致死他人的方式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平民人口实施的攻击行为。

灭绝行为

所谓“灭绝”,是指包括故意施加某种生活状况,如断绝粮食和药品来源,目的是毁灭部分的人口。

奴役行为

所谓“奴役”,是指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包括在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的过程中行使这种权力。

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的行为

所谓“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口”,是指在缺乏国际法容许的理由的情况下,以驱逐或其他胁迫方式强迫有关人员迁离其合法居留地的行为。

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

所谓“监禁或以其他方式严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指严重违反关于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留的国际法基本原则,采用各种方式长期或无限期地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

酷刑

所谓“酷刑”,是指故意使被羁押或受控制者的身体或精神遭受重大痛苦的行为。

性攻击行为

性攻击行为,是指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与性别有关的虐待行为。

日军有许多有系统或大规模实施强奸行为的报导。

性奴役,是指行为人对一人或多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如买卖、租借或交换这些人,或以类似方式剥夺其自由。

强迫卖淫,是指行为人迫使一人或多人进行一项或多项与性有关的行为,并为此采用武力,或针对这些人或另一人实行武力威胁或胁迫,

性暴力,是指行为人对一人或多人实施一项与性有关的行为,或迫使这些人进行一项与性有关的行为,并为此采用武力,或针对这些人或另一人实行武力威胁或胁迫。

迫害行为

所谓“迫害”,是指违反国际法规定,故意严重剥夺某一团体或集体基本权利的行为。

强迫人员失踪的行为

所谓“强迫人员失踪”,是指在国家或政治组织直接授意、支持或默许下,逮捕、羁押或绑架有关人员,并将其长期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继而拒绝承认这种剥夺自由,或者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及下落的行为。

种族隔离罪

所谓“种族隔离罪”,是指一个种族团体出于维持其体制化制度之目的,有计划地针对任何其他种族团体(一个或多个)进行压迫与统治,而实施的与危害人类罪行为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

其他不人道行为

所谓“其他不人道行为”,是指严重损害身体或者心理完整、健康或受害人尊严的行为,例如损害或严重伤害身体。

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拟订的《犯罪要件》解释认为,行为人以不人道行为造成重大痛苦,或对人体或精神或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行为的性质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七条第一款提及的任何其他行为相同。其中“性质”是指该行为的本质和严重程度。而且行为人知道确定行为的性质的事实情况。

众所周知,以上11种危害人类罪的行为,只是对当年日本侵略军对诸被害国实施各种各样暴行的不完全概括。毋庸置疑,裕仁作为二战时期的日本头号战犯,他必须为当年日本侵略势力在各被害国实施的上述11种危害人类的战争行为承担最高罪责!

结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永记二战给人类造成的罄竹难书的戕害,避免当年罪恶历史的重演,追究裕仁的战争罪责和道义罪责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应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裕仁进行迟来的缺席审判,判决裕仁为当年的日本头号战犯!天皇明仁应就其父当年犯下的最高战争罪责,向世人进行最深刻的反省和最诚挚的道歉,并向世人郑重宣誓,永远铭记其父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和军队给受害国乃至全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永不重蹈侵略蹂躏掠杀他国的罪恶历史覆辙,并将当年日本高层的侵略目的、日军的侵略他国的种种残酷无耻行径的真相,毫无保留地教育本国公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使他们树立害人者最终害己的理性认识,成为弘扬普世性世界和平理念的实践者。

联合国则应从道义上追究裕仁作为头号战犯的战争罪责,以正世人视听!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