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无痼疾难相笑-青年力

集权制和民主制,那个更好一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视回答的人而定。

有个笑话是这样讲的:

赫鲁晓夫问米高扬:你认为怎么样才能让猪上树呢?

米高扬回答说:这要看由谁来回答。如果是苏共中央,那么应该对猪进行政治教育,鼓励它树立爬上树的信心,许诺爬上树以后给它奖励。如果是加盟共和国,那么应该告诉猪,除非它上树,否则晚上就吃猪排。如果是国营集体农庄,那么就把树砍倒,让猪趴在上边。

这是个很好的笑话,体现了集权制度下,高层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后,最终的执行者只能靠欺骗手段蒙混过关。充分体现了集权制度的劣势。

然而,我还听过另一个笑话:

3.11海啸之后,美国、日本、韩国三国军队组织联合救灾演戏。在哪个国家的士兵最勇敢这个问题上,三位军官争执不下。韩国军官为显示本国军队的风采,对一个士兵下令道:“你,模拟通讯系统失灵的状况,爬到战舰最高处打旗语。”

韩国士兵照办了。美国军官不甘示弱,向一个美国水兵下了同样的命令,美国水兵爬上了航空母舰桅杆。日本军官对美、韩两国士兵的表现不屑一顾,对两人说道:“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勇敢。士兵,你爬到战舰最高处去打旗语。”

日本海上自卫队员回答道:“你疯啦?让我干这么危险的事,你自己怎么不去?”

这个故事讲的是当民主蜕变为民粹的时候,执行力将弱化甚至完全崩溃。也是个很不错的笑话。

当然,笑话只是笑话,那是把现实领域的问题无限扩大之后得到的荒谬结果。但这两个笑话却告诉我们,集中也好、民主也罢,都有着各自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暂时放下立场,理性的分析一下集权和民主各自有什么有点,又存在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到底是可以解决的,还是无解的。

第一个笑话嘲笑了集权制,但笑话本身就透露出集权制的一个优势:集权制的官员,其权力来自于上级的任命,必须对上级负责,完成上级的命令。毫无疑问,这种制度的执行力是非常强的。只要高层的命令不是让猪上树就行。

民主制度则不然。各级行政首长的权力都来自于选票。比如美国,州长可以不鸟总统,一个只管几百人的“市长”也可以把州长的话当放屁。如果发生“让猪上树”这种不靠谱的事,下级行政首长甚至可以在电视里、互联网上欢乐的吐槽自己的上司是个傻逼。

我们可以抱着玩笑的心态分析一下:就算有让猪上树这种不靠谱的命令。在集权和民主制度下,各自会得到什么结果呢?票选的官员十有八&九会对此付之一笑,不再理睬。而任命的官员呢?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就能挖地三尺找到,或者穷尽数十年之功种出一棵足够歪,歪到坡度适合猪攀登的树来,让猪在这棵树上走个秀。

让猪上树是件毫无意义的事,但这个能力并不是只能用在无意义的搞笑上。集权制度在这里现实了非常强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票选的官员们是不可能具备这个能力的,因为他们有任期问题。

类似的例子也在眼前:还是在美国,茶党议员克里。斯科特当选佛罗里达州长后否决了该州高铁计划,把已经划拨的24亿美元退回给华盛顿。另外一条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铁也争吵不休,几年下来还只做了前期工作。这种拖沓、反复的工作效率在集权制度下是看不到的。

然而,民主制度也有效率远远高于集权国家的地方,那就是维稳层面。在几年前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事件中,曾经有过一组照片,一个胖警察手提一大罐胡椒喷雾剂,对蹲在地上的人群排头喷去。事后虽然引发网上吐槽,但吐槽的对象基本都针对那个警察本人,几乎没有人把“暴政”之类的词汇加在美国政府身上。

在欧洲,警察镇压集会人群时往往会发生流血事件。我们看到过新闻,也看到过图片。就连韩国,围攻青瓦台的人群也有被韩国警察轮圆警棍揍,被高压水枪喷飞的,极具后现代艺术张力的表演。

我们可以以此为由嘲笑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是假的。但必须承认,迅速控制社会热点的能力也是政府执政力的重要体现。在集权制度下,基层行政单位往往做不到如此坚决。苏东巨变很大程度上,就是地方行政单位优柔寡断,不敢下手处置,最终事态愈演愈烈,直至社会瓦解。

因为集权制度下,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上级,闹出群体事件,官员第一要考虑到的不是社会稳定,而是被上级知道了,自己的乌纱能不能保住。结果往往对上能瞒则瞒,对下能哄则哄。实在瞒不了、哄不住,就只能踢皮球。结果小事变大事,大事变国事,一群居心叵测者依靠群体事件就能动摇国本,搞翻政权。

有人说苏东巨变是经济停顿造成的。这有一定道理,有了社会矛盾才有激化的可能,社会总体健康向上的时候,想激化矛盾也无从措手。但现在日本和欧洲多个国家经济停顿了多长时间呢?为什么他们就不乱?2008年,美国的99%闹得沸沸扬扬,等到美国政府出手,还是不是立刻老实了。

西方国家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的执法者为什么表现得更“敢下手”呢?因为他们的行政长官是票选的,有“民意”支持,不用看上级脸色。闹出再大群体事件,只要支持他们当选的人不在乎,他们就可以坐视不管。等到支持他们当选的势力需要恢复社会稳定了,他们也敢大打出手。大不了弹劾、换人。反正金主的利益我照顾到了,下了台照样有钱耍有妞泡。

于是,咱们就会发现,集权制和民主制,各自的优势、劣势是“胎里带”的,先天决定的。集权制除非走到希特勒那样的反人类暴政,否则就绝不可能获得民主制那么高的社会管控能力。民主制除非面临严重危机而且出现罗斯福那样雄才大略的领导者,否则决不可能如集权制一样能“办大事”.

任何国家,选择一种制度,在享受制度优势的同时,也就必然承受制度本身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一切“后天”的努力,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缓和制度劣势,而不可能根除之。

那么,讨论了这么多,真正与我们有关的,中国的制度如何呢?我要说中国的制度其实是最优越的制度,有多少人会骂我“死五毛”?现在请举手,有机会见面,您可以朝我扔鞋。我穿44码,请把两只鞋绑在一起扔。

我们的制度叫做“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全国人大以下的各级人大代表,都有监督本级政府及协助本级政府机关推行工作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如果单纯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的制度兼具民主和集权两种制度之长:在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是民主的。而在具体工作中则集中权力去执行。这样既可以获得民主制度的社会管控能力,又能够拥有集权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

可中国的问题恰恰出在这个“从理论上讲”.因为现实跟理论往往是两回事。这些年下来,通过中国城市变化、经济发展,通过高铁,咱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强大能力。但与此同时,社会矛盾、群体事件也越来越多,反衬出政府在社会管控方面是有所缺失的。

有些推崇“西学”的专家学者,言必称西方民主自由,狂言西化能解决中国所有社会问题。这种人还获得了不少追随者。实际上,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讲,中国早就已经有了非常优秀、完善的制度。我们要做的不是推倒重来,全盘西化。而是树立起制度自信,让已有的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在西方,政治是少数人的事。普通老百姓很可能一辈子都根本接触不到“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但在中国,我们从中学开始就要学习这门功课,初步了解国家运作的方式。因此中国人热衷并擅长讨论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中国也更有理由能够兼两种制度之长,避两种制度之短。

民主制度与集权制度各有各的缺点,“谁无痼疾难相笑”.但鱼与熊掌,未必不能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