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雪莉,青年力网专栏作者

近日,大导演陈可辛的最新力作《三分钟》让我想起了曾经参与的18次春运,在踏上第19次之前,我决定把它们写下来。

1999年,对我家来说是重要的分水岭。夏天还没结束的时候,妈妈就把家里大大小小的行李打包装箱,放进了一辆货车里。我和妈妈坐在货车后排座椅上,透过窗户看见姥姥姥爷追着车走了好久,直到我们拐弯消失在彼此的视线里。

从那一天开始,我和妈妈的生活重心也像爸爸的一样,从一个车牌号为“甘C”的小城转移到了另一个车牌号为“宁A”的地方。那时候的我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改变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是听话地跟在妈妈身后,一年一年地往返、迁徙。

2000年是我们经历的第一次春运。那时候我只有6岁多一点,完全不记得我们一家是如何从银川回到金昌过年的。可那是妈妈平生第一次离开父母那么久,不出意外的话,她应该在我一放寒假就带我回姥姥家了,然后再等爸爸在年关将近的时候回来和大家团聚。

那时候,银川和金昌之间往返的火车还没有修通,妈妈带着我坐班车先到中卫,再由中卫前往金昌,中间顺便在车站附近吃饭。妈妈说:中卫是西部地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即使在今天,很多车路过中卫,但不会绕道银川。后来有一年,当我们再次路过中卫转车时,发现最爱去的那家面馆已经关门,而在其他店家那里,也再找不到更和我们口味的饭菜了。

按照当时的路况,这一路折腾大概需要十多个小时,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在大巴车上过夜。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睡在车尾的大通铺上,左右都是不认识的人。到了夜里车上黑黢黢一片,我也不记得他们都是男是女,大家似乎也都并不介意。而且只要司机一声招呼,所有人就都跑下车去,在路边月黑风高的黄草丛中上厕所。

毫不夸张地说,在那样的条件下,如果你不幸内急,司机是否愿意踩刹车直接决定了你的幸福指数;而如果你不幸和脚臭的乘客共处一室,那司机是否愿意猛踩油门又决定了这一车人的幸福指数。

还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有一年我和妈妈在中卫转车时,她的高跟鞋跟不小心被弄断了。幸运的是我们在中卫找到了靠谱的修鞋匠,只是从那以后,我很少在外出坐车时穿高跟鞋,即便飞机高铁都方便舒适,也总觉得它们会经不住旅途颠簸提前下岗,而现在又很难在路边找到一位手艺精良的修鞋匠。

儿时的记忆像被水汽模糊的镜片,只能从中依稀找到些许事物的轮廓。我和妈妈都已经不记得哪一年开始修通了银川到金昌的火车,始发站是北京,终点在嘉峪关,从那以后,回家的列车是K44次,回银川的是K43次。这两趟列车陪着我度过了漫长的童年和青春期。

        为儿女买票的人
春运:除了一票难求,还有父母的牵挂和等待-青年力
 

似乎一开始,火车票就是供不应求的。

金昌是一座因为发现稀有金属镍而建的城市。姥爷说,为了促进金昌的发展,规定凡经过金昌的火车,都要停。也是因为金昌作为工业城市的属性,站在月台上会看到和银川不一样的是,车站里停靠的货车比例会远远高于客车。它们没有客运列车花花绿绿的衣服,却棱角分明,排成一列方方正正的黑箱子,准备将制作好的货物送往下一个目的地。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金昌是移民城市的原因,每年过节,这座西部小镇的火车站都格外繁忙。很多人随父母移民来到这里,却终不甘心留在这山川包围的“死胡同”里,还是走了;还有很多人考上了大学就留在外地,将这座终会面临转型的城市唤做“故乡”。

于是,早些年的时候,当这条线上只有K43/44这一组列车往返时,虽然铁路局只给金昌站留票20张,但每当列车轰隆隆驶进站时,聚集在月台上等待上车的乘客数以百计。

但那时候,我和妈妈手里一定会有两张票。

每次我们一回家,姥爷就会问我和妈妈准备什么时候走。而到了放票日那天早上,四点多钟的时候,姥爷就去车站了。

金昌的火车站设在河西堡镇,距离24公里,那时的山路七扭八拐又颠簸不平,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火车站的售票窗口6点开门,金昌市的代售点8点营业。姥爷说:等到代售点开门了,20张票早让人在河西堡抢光了,根本不行。于是,无论酷暑严寒,那几年,姥爷都会亲自去河西堡帮我和妈妈买票。

老年人最擅长的大概就是早起排队。等我睡到八九点钟醒来的时候,在厨房忙碌的姥爷会偷偷拿着两张买好的票走到卧室,先骗我说:“怎么办,票没有买到,不回了吧?”这或许是姥爷的心里话,他当然希望自己的掌上明珠可以一直留在身边。一开始几年我还将信将疑地问姥爷一句“真的吗?”再向他争辩几句,告诉他不行,我还要回去上学。这时候妈妈就从后面冒出来,告诉我姥爷在骗我。

但后来,他再也骗不了我了,便乖乖像变魔术一样把两张票变到我眼前,不出意外的话,姥爷买到的总是6号车厢的一号和二号座位。6号车厢是列车长所在的位置,而1号2号座位旁边就是列车长的小办公间。

那时候我和妈妈拿到的总是这20张票的前两张。多少次妈妈劝姥爷说:不要起那么早去河西堡了,我们打电话最后也可以买到票的;有时她也会说她自己去,但最后还是姥爷买回了票。妈妈告诉我:她起来时,发现姥爷已经不见了。

儿女的事总是最大的,只要我们回家了,只要他还跑得动,一定帮我和妈妈把票买好,还要有座位,不让我们操心。有时候连姥姥也跑来和妈妈告状说:你爸今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跑了。

有时候我也在想,不知道姥爷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把那两张他起早贪黑买到的票交给自己的女儿和亲手带大的外孙,再送她们离开,然后眼巴巴地盼她们回来,然后再为她们买票,送她们离开……

六十多岁的姥爷身体硬朗,不知疲倦地为儿女操办着大大小小的琐事。或许这就是父母,无论自己是否情愿,但只要是儿女的选择,他们终究会牺牲自己的情感,无条件地支持,毫无怨言。

春运:除了一票难求,还有父母的牵挂和等待-青年力
       买不到票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无座票是可以无限量发售的,那时的火车也经常被大家塞成沙丁鱼罐头,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过道里根本过不去人,更别说那些推着车的商贩了。还有很多人是买了站台票再上车补票,而我和妈妈从银川出发时,经常属于这一类。

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初一过年回家的时候,从银川开往金昌的火车时早上7点从银川出发,行驶八个小时到达金昌。无论我早上多么起不来床,每年回姥爷家的时候,我总能提前很久就收拾好所有东西。但那一年,我叫爸爸妈妈起床却晚了。因为没有买到车票,我们只能买站台票,以送人的名义随着大部队混进站台,上车后再找列车长补票。可那次爸爸踩足了油门也没能赶在大部队进站之前把我们送到车站,迎接我和妈妈的只剩下检票口的检票员阿姨们了。

送人的幌子无论如何也行不通了,尽管我们不断强调上车会去补票,他们依旧不放行。最后,妈妈拉着我第一次勇闯检票口。工作人员不断地拽着我们的包不放行,但不知道妈妈哪里来的力气,可以把那些八抓鱼一样的手甩的一干二净。12岁的我可就惨了,我的书包被阿姨们抢走了。

当我和妈妈走进站台以后,行李却少了一件。我想回过头取回检票员阿姨手里的书包,但列车只停十分钟的时间,很有可能赶不及,或者我被站在检票口的阿姨拽出车站。

站在离检票口三五米的地方,我带着哭腔冲爸爸大喊“我的书包!”爸爸却不容分辩地对我说:“快走!”“可我的作业都在里面!”他从检票员手里夺回我的书包攥在手里:“赶紧跟你妈走!”于是,被“敌人”抢去了枪的我灰溜溜地和妈妈跑向了火车。

车上的人真的很多。那是唯一一次我从上车的那一秒到下车都没有挪过地儿的春运,从头到尾都挤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除了我那些不值钱的作业,妈妈过年回家准备的现金都在包里,于是,当妈妈把大件行李交给我,拿着站台票挤过重重人墙去补票时,我陷入了深深地自责里。

为什么不早一点叫爸爸妈妈起床?为什么不再使劲儿一点把那几个阿姨的手甩开?爸爸没法开着车追火车跑到下一站给我们送书包,而要用快递寄到姥爷家又不知道多久才能寄到。我穿着黄色的新棉衣站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妈妈补票回来时,行程大约已经过半。短短几节车厢的距离,她用了三四个小时才完成一次往返,挤得满头大汗。她回来时,我已经由极度难过恢复到了一般难过,在狭窄的过道我们似乎也没法吃喝,而因为心情不好似乎也顾不上身体的劳累,就这样捱过了八个小时的车程。最后,我在大年初七收到了爸爸的包裹,运费80多元。忘记了谁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书包和你差不多票价。我的心情就又被拉回了谷底。

现在回想起这些狼狈往事,就能够明白姥爷大清早起床为我们买票是多么周到的考虑。但到了后来,当越来越多的关系户开始走后门买走这20张票时,即使姥爷大清早去排队,也只能买到无座票了。

有几年小舅似乎和铁路上的人有来往,姥爷便让小舅托人给我和妈妈找座位。回银川的车于下午三点多到达金昌站,当日晚上十一点五十八分抵达银川。小舅在车站和列车长相互握手,交代旁边要上车的是他姐姐和外甥女,麻烦他们在车上多多照顾。姥爷也站在一边,直到目送我和妈妈上车才肯放心离去。也是那一年,我们才知道餐车的夜宵服务是怎么一回事。

我和妈妈被小舅的朋友安排到了餐车,对面也坐着两个靠关系“买到”座位的旅客。到了晚上十点的时候,列车餐车会提供夜宵服务:五十元一位,供应一盘瓜子和一杯饮料。重点不是这一盘吃的,而是购买夜宵的人可以从十点坐在餐车休息,直到第二天清晨六点早餐开售。这种服务专门提供给没有买到座位票的在火车上过夜的乘客。50元可以趴在桌子上睡一夜,实在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于是,不一会儿餐车就满了,后来的人也就因为没有座位而被撵回了硬座车厢。

那是第一次我们享受“关系特权”。后来再买不到票时,我还问妈妈可不可以再找小舅请人把我们送上车,但妈妈对我说:麻烦别人不好,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买票吧。

  
       春运路上的人和事

有几年真的实在买不到票,妈妈一上车就会带着我守到六号车厢列车长的办公室门口,随时等待空出来的卧铺。而这经验的获得,也多亏姥爷早些年为我们排到的那两张票,让我们坐在列车长的工作间旁,知道他手里还有些许余票可以在车上出售。

由于K44/43从头到尾历时将近两天,有时即使开车了,沿途各站的乘客都不能确定自己的最终行程而出现临时退票,或者因为误车而空出几张卧铺,这些空出来的票就会汇总在列车长手里,在火车上再次出售。而买到这些票的窍门就是守住列车长的窗口,在他收到余票的第一时间买到手。我和妈妈真的这样买到过几次卧铺,拿到另一张标明补差价的车票,然后把两张票一起交给乘务员,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躺着过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了。

但这样的操作也总是有风险,有时候遇不到余票,就只能在硬座车厢蹭座。坐长途火车其实真的很辛苦,不出几个小时就会腿脚酸痛,需要起来活动一下,来回走走。而这种时候,大家多会看在我还是个小朋友的份儿上把座位让给我坐一会儿,有时候也会让给妈妈,那样的话,我们一路其实也不回很辛苦,还可以和周围的叔叔阿姨有说有笑地谈天说地。有时刚刚把座位还给了一位好心的叔叔或者阿姨,旁边就立马又有另一位将座位让出来,反倒舒舒服服地坐了一路。

其实春运还有很有趣的一点是在车上的聊天,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行业,从不同的城市出发,去往不同的终点,那时候没有微信,彼此也不会留下手机号,只是做几个小时的朋友,聊起天来没有任何压力。有时也会碰到大家相互介绍自己的家乡,从而学到不少课本以外的知识。或者正巧同桌的人带了扑克,大家一起打起牌来,难熬的乘车时光就会变得特别快。

有人快下车了,旁边的同座就会告诉他:你们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啊!真叫人羡慕。而那人在告别时,也会向还要继续“苦坐车”的同座打气:加油!我们到了你们就快了!这样的体验,无论是高铁还是飞机,都不会再有了。

         互联网时代
春运:除了一票难求,还有父母的牵挂和等待-青年力

高中的时候,互联网买票已经成为常态,K44/43也由隔日发车变成了每日发车,这意味着我们可选的日子变多了,买到票的几率也变大了。那时候,12306自己的抢票系统还很好用,也不用加额外的钱。设置好抢票的选项,买到票时网页会发出火车鸣笛的声音,我便从家里的其他角落飞速跳到书房支付,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我们可以准备回姥爷家了。

回姥爷家的火车变成了两辆时,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上大学了,但我和妈妈发现,虽然火车票的起售期不断地提前,但买到票的日子却越来越靠后。经常是今天看明天和后天有很多票,大后天的票却一张没有。于是,历经了十余年春运路的我们也变得越来越佛系,反正最后总会在出发前两三天买到票的,不用太着急。不知道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理,沉住气总是会有好结果。

姥爷和姥姥一年年愈发地老了,互联网的引入让他们终于再也搞不懂现在的火车票是怎么卖的了,只能在每年过年前不停地打电话催问,买没买到回来的票,什么时候回去;然后在我们到家以后又天天追问回去的票买到没有,没买到赶紧想办法买。虽然再也插不上手,也没有办法驱车二十几公里亲自去车站把我们送上车,但当年操过的心,现在一点也没少。

而随着各互联网公司业务的发展,各种抢票软件日渐兴起,有时复杂的抢票规则和加价,连我都要花几分钟才能看懂,更别提爸爸妈妈了。那天我把请大家帮忙加速的二维码分享到朋友圈,爸爸在下面回复说:不会操作。才意识到我们一边只顾着向前拼命奔跑,不知不觉已经把身在故乡的父母甩在了后面,他们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那个年代的社会法则,搞不懂怎么就参与不到我们的世界之中,终于还是无奈地叹口气,感慨时光易逝,岁月无情。但希望我们仍有意,能记得时不时回头看一眼身后的父母。

中午找朋友取到了回家的票。之前因为实在心里没谱,就又托人帮忙买了票。这几年在北京混迹,有幸遇到了不少关键时刻可以帮大忙的朋友,实在叫人感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了这张票的缘故,还是因为春天要来了,回来的时候心情格外地好。午后的风终于不再泠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也终于可以倒数回家的日子了,即便归途漫漫,也总感觉是充满希望的。

愿我们都能平安到家,过个好年。

——2018年2月4日 于北京

是日立春

(文章本网编辑部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