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评价入关学,先要从西方文化霸权说起。

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体系中的文化霸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通过“启蒙话语”来实行,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启蒙话语”的一个很大问题是:西方中心主义。一切以西方历史和逻辑来定义。这同时也就是西方为帝国主义核心、其他国家民族被剥夺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从文学到电影,各个领域的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文化自我,有相当多都是殖民体系下的“以他人之眼观我”的猎奇性的对他者的观赏和消费,而这类作品往往能得到西方话语权力中心的青睐。但是这类作品却极大地毒害了我们自身的文化自尊,败坏了文化主体性中的道德精神。从“入关学”中感受到一种蓬勃-青年力

在国际地缘政治以帝国主义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条件下,这样的情况难以避免。但是在本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民族慢慢崛起开始挑战这个帝国主义中心的情况下,包括文化殖民在内的话语现实都必将遭到挑战。

改变的过程注定是漫长的,因为被印记了宗主国的文化结构及思维方式,要摆脱这种完整的文化殖民体系就意味着要和已经进入自身的一些西方殖民主义因素决裂。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失语”,从而进入到一种四不像的境地。一种就是“呕吐”——将西方殖民等级文化中的有毒的部分吐出来,这是一个反向的行动。呕吐是被“灌入”后的行为,因此会有一定的残留和吸收,但只有呕吐才能尽可能将殖民序列有毒的文化意识因素(遗毒)尽可能排除体外。这是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展开“差异的叙述”,才能看到和过去不一样的自己,而不仅仅是被塑封在西方殖民想象中的自己。

“入关学”的巧妙在于,它绕开了(从被“灌输”到呕吐)这种对立的关系,以逃逸的方式进入到一个并不常常被人所回忆起来的历史片段,通过类比的形式将当下地缘政治的迫在眉睫的事件冲动与历史上的“入关”进行了联结,开启了人们的联想与想象,对“从未设想过的未来”进行了一次(未完成状态的)预言。这种话语建构意味着生成了新的历史-政治话语内容,而不是简单地模仿旧的历史话语。历史是由每个历史阶段的人民创造的,在现实极速变化的今天,历史的突破点由没有精英头衔加持的,没有历史沉疴(包括文化自卑)等束缚的年轻一代来完成的。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入关学”作为“少数文学”的特点“语言的解域化,个体与政治直观性的关联,以及表述的集体组合。”([法]吉尔·德勒兹:《游牧思想)具体而言,从第一个特点角度来说,“入关学”适用于较少受到“启蒙话语”思想影响的人,因为在“入关学”的话语内容里面,没有什么普世价值(诸如自由、民主、人权)概念,同时也几乎没有“解放”和“拯救”的话语痕迹,而是强调“生存所致”,也就是说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并非主观的(同时也是柏拉图主义的)建构。

由此,我们看到,“入关学”和围绕“入关学”的讨论事实上是一次话语权争夺的演习,是对“启蒙话语”的超越的尝试。可以说第一次,通过网络聚集性的“建设性”的讨论,共同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出路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建构。

另外,对“入关学”必然联结“极端民族主义”的问题,也需要具体探讨。

首先,按照民族主义的定义,目前年轻人群体实际上并未形成这种极端的、画地为牢、以邻为壑的民族主义观念。最好的例证正好就是“入关”这一概念的含义。“入关”是女真入关,打败一直视他们为蛮夷的明王朝。“入关学”把自己摆到女真的位置上,如果按照封建或者资本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角度来看,这就是自称“蛮夷”,是对自身“民族”的大不敬。因此对“入关”这个概念的态度,倒可以用以审视我们思想内部隐藏有多少“旧民族主义”的影子。

其次,中国作为一个正在逐步发展变化的共同体,同时又具有着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勃发文化的自信和独立,这是必然的现象。而这一代年轻人出生和成长的整个过程都目睹了这一历史性的发展,他们内心里涌现出民族国家自豪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同一时间,在文化领域也逐渐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启蒙话语”的式微,新的话语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历史空间,不仅仅是“入关学”,未来还会有层出不穷的新的历史话语叙事出现。

“入关学”只是一个开端。正如被污名化的义和团一样,它有它的局限,但更要看到它的突破:也正如义和团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一样,“入关学”也是基于网络的新的一次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只需要不断在现实中对比掠夺性、压迫性的民族主义与反抗压迫、正和博弈的民族主义的差异,让人们都意识到怎样的选择才是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就足够了。

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在经济和文化上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但当下随着现实的发展,追求“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摆脱被动,顺从的地位已经势在必行,这不是以个人意志转移的趋势。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袖手旁观。

本文也不准备树立一个永远不倒的绝对的文化符号。无论是入关也好,伐纣也好,东出也好,只需要理解他们的来处,知道他们将去何方,体会他们所带来的蓬勃的创造力。这种新的话语实践只和力量、节奏及无法言说的一切结合在一起,不断流动,打破一切阻隔。在入关的形象化描绘中,这个阻隔是关—山海关,在现实中也是帝国主义国际秩序中的各种等级壁垒。

无论是“入关学”、“翦商-伐纣”还是“东出论”既然借用了古代历史的壳,难免也带有一些封建色彩的想象,这就需要再一次的吐故纳新:摒弃掉残存的封建因素,超越“星辰大海”等“启蒙话语”的想象,以全新的社会想象——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勾勒世界未来的历史。

作为网络亚文化的一部分,“入关学”和其后的“翦商-伐纣”、“东出论”都不是完善的话语内容。但我应该意识到这是争夺文化话语权斗争的一部分,载体是网络,这场斗争的主体毫无疑问就是青年人群体。而“入关学”的兴起及其引发的讨论可以作为一个生成性的历史-政治话语的节点,或者通往未来思想道路上的一个驿站。它虽然不完善,甚至也携带着旧世界的因素,但它的突破性是不容忽视的。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不完善而嘲笑它,而应该始终看到它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现实性;也不要因为它夹带的旧的外壳而攻击它,因为一切新的事物都是从旧事物的内部生长出来的。

从“入关学”中感受到一种蓬勃-青年力

一百年前,中国在长期的内忧外患中陷入崩溃的危险,无数青年涌现出来,谱写了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篇章。如今,又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谁才能够以无上的勇气和新锐的精神打破旧的世界文化秩序,建立新的世界文化秩序?仍然是青年!他们是这一代掌握了最新技术手段并深谙意识形态斗争战术的一群年轻人,当下革故鼎新的文化话语革命必然也由他们来主导完成。

在上一次新文化运动中,青年们用他们的行动与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开创了绵延至今的新中国的文化局面,在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同样需要这么一场由青年群体展开的文化-历史叙事革命。如果说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我们是借用西方现代话语革了封建话语的命,那么现在,当下,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融合生成的自己的话语来革了长久以来牢牢控制着、压抑着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话语体系的命。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